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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资源丰富，又不是依赖于海外贸易，在这点上确实具有优势。”
蒋作宾说道：“而且一个封闭和平的发展环境，对我国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日本，终归是个岛国，如与我国再次发生战争，只要政府的决心不可动摇，陆军的战斗卓有成效，使战争回到传统的消耗战模式之后，日本的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
“你说得非常正确。”
陈文强对蒋作宾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笑着说道：“你上任后所做的外交工作也很有成效，外蒙问题的顺利解决，你功不可没。
来，接着给我说说威廉，还有首相贝特曼的详细情况。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咱老祖宗的这句话，想必外国人是无法理解透彻的了。”
正如德国在科学和教育的基石之上，找到了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样。
新共和国也把国家教育和科学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由国家制定政策和法律引导经济运行的方向。
而政府最为看重的一条，就是它高度地重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并以此作为它国家振兴的基础。
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元帅毛奇就曾经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国，但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大学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智力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
凭借这一资源，十九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在1871年统一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德国经济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德国的煤炭和钢铁产量跃居欧洲第一；化工产品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到一九一零年，德国的工业总量超越了所有欧洲国家。
但当世人以惊羡的眼光审视急速崛起的德意志时，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支撑起所有这一切的，是德国统一后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
而现在，为中国这个曾经被列强不断遏制的国家，争取宝贵的发展机遇的重任，落在了陈文强等人的肩头。
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纵横捭阖的能力，与生俱来的外交的灵气，陈文强自认不及俾斯麦，但他也有他的优势，就是知道大概的历史走势，还能够探悉大多数人的心理，可以进行针对性很强的活动。
而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借助于美德两国已经确立的科技优势，或者说他要在巨人的肩膀上再进一步。
当然，一定的付出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西门子、沃尔夫、克虏伯、伏尔铿等知名的德国大企业都是他要争取的目标，因为电气时代的一批重要发明几乎都是在德国诞生的。
从1851年到1900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的成果达到二百零二项，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居世界第二位。
而对于德国粗暴直接的外交方式，陈文强并不想过行规劝和指点。
姑且不论他是否能让德国政府接受他的建议，单凭威廉二世那鲁莽的性格，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冒着触犯的风险进行一些不必要的举动。
而且，对于要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陈文强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期待。
至于与德国的感情，陈文强倒没有看得太重，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只有真正做到了完全以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来推行外交政策，完全无视********与社会制度的限制和差异，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
通过蒋作宾的详细介绍，陈文强对于德国的现状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也明白德国卷入一战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随着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主的一批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的崛起和兴盛，它们的政治主张和蛊惑人心的宣传也都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政策。
这些沙文主义者杜撰了各种战争有理论、战争万能论，称战争可以消灭“过剩人口”
，可以免除经济危机，战争能促进人类发展，能使人类“优生”
。
骑兵将军哈蒂甚至公然说：“战争是万事之父！
战争不仅是一种生物规律，也是一种道德规律，因而是文明的不可缺乏的因素。”
二十世纪初以后，德意志上空弥漫着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阴霾，毒害着各阶层的人民。
在一个具有严重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历来对民族问题至为敏感的国度里，这种猖狂的沙文主义宣传无疑对发动侵略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沙文主义的宣传之下，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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