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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外关系，制定灵活适宜的政策，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种态势，新政府建立之初，便积极倡导“民族之统一”
“领土之统一”
。
总统宋教仁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各民族为一国，即合各民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
愿中国“各种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
。
新政府的这种民族观，成为北京政府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纲领。
宋教仁在就职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认清：“政体虽更，国犹是国”
，在维护中华版图完整的前提下，实现全国的共和。
宋教仁特别提醒蒙古王公活佛们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
、“不可倚赖”
。
盼望王公活佛们关怀时局，眷念桑梓，派出代表到北京“参议政要”
。
同时新政府对蒙古王公联合会提出的不变动“蒙古制度”
的要求，同意让步。
这种妥协，当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独立”
为前提的。
当中国革命成功，新政府开始执政后，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为首，以外蒙古八十六旗、内蒙古四十九旗代表的名义，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
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形势，随风转向，改变立场，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唱出“赞助共和”
的调子。
一九一零年八月，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满汉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
其核心内容是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私产、王公世爵制度“概仍其旧”
、对喇嘛教信仰自由。
以此为起点，内外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开始明显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代表，团结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拥赞共和，高举爱国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展开了斗争。
一九一一年初，内蒙古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公开响应外蒙，宣布独立，并且组织队伍进行大规模武装叛乱。
乌泰在本旗及周围各旗煽动蛊惑，挑唆民族仇恨，号召蒙民起事，驱逐汉人。
为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还特别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号召全旗各寺庙喇嘛奉经念佛，散布种种谣言，蛊惑群众。
同时，库伦政府支援乌泰俄国“别列达”
枪1200杆，子弹50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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