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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得不面对非常严重的城市就业问题，而且再也不能利用上山下乡这个虚假的解决办法。
在某种程度上看，这对中国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也就迫使共产党放弃国营经济绝对优先、大企业及重工业优先的教条主义观念。
另一方面，下乡运动在当时终止了，在农村多年的知青大批回城，又加上同时期大批城市青年到达就业年龄，这种紧迫的异常形势令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从经济角度来看是有害的方法，后来都一一废弃掉了。
在这个层面，首先采用的是顶替政策＇ 见本书，页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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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确实很见效，仅仅3个月的时间（1978年11月到1979年1月）上海就安置了10万名青年＇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5日。
8月，数字上升到17万；见AFC，Entretien avec Monsieur Chen Shou，页7。
＇，在天津6个月内安置了11万＇ 新华社讯，1979年7月3日，刊于SWB，1979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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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掀起了一个退休及提前退休（有时甚至是虚构的健康理由）潮，充分显示出那个时期青年就业问题非常严重＇ M。
Bonnin，前引，页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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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替政策在解决上海就业问题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978年10月到1981年12月期间，27万9千名上海知青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在城里找到工作＇ 《中国人口 上海》，页1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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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大规模实行顶替政策的5年内（从1978到1983年），80％的退休或辞职的人都是为了让子女顶替，这就使900万青年因此得到了安置＇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152。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知青（没有详细数字）。
在很多地方，政府从1979年起实行“归口包干”
或“系统包干”
的方法来安置青年，实际上就是“单位包干”
，每个单位必须提供工作给在职职工的子女＇ 理论上讲，安置工作的责任不应该落在单位，而应由单位所属的市政府经济部门担负；见庄启东等，〈辽宁省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调查〉，载于《经济研究》1981年第12期，页25…31；亦见《青年就业 》，前引，页5…6、11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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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是延续了1974年推行的模式，当年就是父母所属单位，而不是学校，负责将学生遣送到乡下去＇ 见本书，页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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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产生了这种方式。
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的财富的取得既不根据市场的规律，也不根据公认的价值（像考试），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动用的“关系”
。
而普通人的“关系网”
不会超越负责他们的单位。
所以很自然的，要解决像子女就业这么重大的问题，他们只有围着单位转，向单位求助＇ 本书第169页谈到的南昌铁路局职工子女的请愿行动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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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自1975年起就推行这种模式，不同的是他们采取轮流下乡制，职工子女下乡两三年之后，企业会把他们招进本单位＇ 与G。
M。
的对谈纪录，1981年4月25日；亦见J。
Unger，前引，页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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