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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请愿知青增加到几千人,其中34名绝食了4天。
他们确是受屈受害深重。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浙江日报》在2月宣布,所有在1966年进这些农垦场的知青都可以在上半年回城,而在1969年进场的则要等下半年。
这个消息令他们欣喜若狂。
然而,到了5月26日,这项已经写入正式文件的计划突然被收回了,理由是与中央决定的精神有矛盾,而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规定不再另行安置已在国营农场就业的知青' V。
Sidane,前引,页46,及刘小萌,前引,页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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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上海,请愿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人民广场,几个年轻人请求一个日本记者把警察撕毁大字报的情景用相机照下来,那份大字报的题目是《新疆下放青年代表”
上诉”
归来,不欢迎吗?》' Yomiuri Shimbun; 刊于《明报》1979年10月6日。
照片在《明报》1979年10月7日。
有关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特殊问题,见本书,页20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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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民主运动最激进的发言人之一,在1979年10月16日被判处15年徒刑,这标志着对社会群体的要求及政治体制改革提倡的各种抗议活动开始进行一场严厉的镇压。
1979年底,《民主墙》被封闭了,地下杂志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后被迫停刊' 见V。
Sidane,前引,页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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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参加2月5日游行的知青,12月1日在上海被判徒刑' 分别判9年、5年和4年缓刑两年;见《文汇报》1979年12月12日第一版,及《人民日报》1979年12月1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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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请愿时期主要在1978年11月与1979年10月之间。
在这一时期之后,知青的抗议活动消弱趋于消沉,一方面是镇压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绝大部分知青的回城愿望得到了满足。
其实,知青抗议活动的结束并不是政府有能力单方面强制推行它的决定的结果,而是知青这个社会群体在1970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下有能力从政府那儿取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较为满意的折衷方案的征兆。
当局在1979整整一年里,不遗余力地贯彻1978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的决定,但最后收效甚微,这就说明了当时社会上的抵制行动的功效,不论那是消极或是积极的。
实际上,为了继续遣送知青上山下乡,同时限制回城人数,政府在1978年底到1979年底期间竭尽了全力。
这个时期采取的措施既认真又谨慎,还付出不菲的代价,这一事实清楚地显示出国家是真的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至少还要持续好几年。
1979年当政者的战略方针
精神落实到各省份并重申全国会议所定政策
在12月15日公布工作会议的当天早上,上海市就组织了学习文件的大小会议,再次肯定不应该像林彪及四人帮那样阻止知青问题的讨论,也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否定这次运动的成绩,给运动抹黑”
' 上海电台广播,1978年12月15日,刊于FBIS,197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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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吉林省召开了大会落实全国会议的指示精神。
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月底,决定一方面要“帮助知青满意地在农村安家落户,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另一面,“鉴于本省的经济条件,几年内还应该继续动员知青到农村去插队”
' 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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