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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仅仅鼓励青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还给他们勾勒出一幅美景：从事几年农业生产之后，说不定能得到提升，当干部、教师或者技术员＇ 主要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的重要社论，是根据刘少奇几次讲话综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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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知青因大跃进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60年代初又重整旗鼓开锣上场，这次当局愈加深信，为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持续这场运动并向纵深发展。
1964年，负责就业问题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声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 1970）期间城市工业部门只能招聘五百万工人，刚进入劳工市场的六百多万人将面临就业问题＇ 《支农红旗》1967年第3期，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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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预计是既不详细又不全面（因为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预计招聘人数），不过也算是有价值的了。
最初是由一份红卫兵杂志透露出来的＇ 《支农红旗》由一些1960年代初期下乡的广州红卫兵发行的地下刊物。
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们提供的消息被半官方的消息来源中心证实完全无误；见顾洪章等，《始末》，页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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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失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政府在当时非内部的刊物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含糊其辞，尽管如此，却不隐瞒就业问题与遣送知青下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解放日报》1964年2月27日，刊于SCMP（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1964年9月11日；《人民日报》1966年3月31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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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伊始，对这一动机的表态就变得更加审慎了，不过还没完全闭口不谈。
在极少的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场合，总是当作次要问题一带而过。
7月份，人民日报斩钉截铁地说：“动员毕业生下乡绝不单纯是就业的问题”
，还说负责干部应该明白这首先是“搞革命”
。
到了掀起群众运动之时，则暗中承认了失业与下乡之间是有关联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树立（甘肃）会宁县为榜样，因为他们向农村迁徙了995名“住在城市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居民”
，其中“包括一批知识青年”
。
这个榜样显示出掀起下乡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于失业问题，而且也因为城市化的代价太大了。
会宁县的居民终于“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 ，会给国家增加负担”
＇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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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战略目标总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农村生产来资助优先发展重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他们才明白靠农业来提供剩余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须尽量地减少工业化的成本。
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
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本人）所持有的理由，他们反对依赖农村生产去发展消费城市。
他们要的是刻苦耐劳型的城市，既能低消费，又能高生产。
这种愿望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出自农村，再加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外国对华侵略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令共产党人对城市有一种怀疑及蔑视的态度。
所以，1949年当毛宣布政治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特别强调有必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382…383。
＇，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警惕城里等待着他们的糖衣裹着的炮弹，并鼓励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 同上，页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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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掀起大跃进的期间，当局就一再强调资产阶级思想依旧顽固地占据着城市，而不是农村＇ M。
Meisner； 前引，页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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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到了1968年，城市就被描写成是一个会令人变“懒”
，甚至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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