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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鼓励市政当局协助城市工厂企业支援这些场队基地，使知青能同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活动。
很明显，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知青能有合情合理的收入。
至于那些在乡知青，在国营农场的＇ 根据顾洪章等（《始末》，页173），当时还剩下200多万。
刘小萌则认为160或170万，相当于当时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前引，页720，732）。
＇应留在原地。
由于他们是作为国家职工招进来的，所以无权因困退或病退要求返城。
然而很例外，他们可以“商调”
回城，不过如何进行则没有详述。
相反的，有实际困难的插队知青，可以安排进城镇或农村的工厂企业，享受固定工资。
1972年底以前插队的老知青（估计有130万）有优先权，在“两年之内”
安排完毕。
45万已经在农村安家的已婚插队知青，原则上就地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总的来说，尽量把知青集中在知青农场，如果所得口粮太少，国家补助。
此外，撤销所有的五七农场＇ 正式关闭农场是在1979年2月17日由国务院颁发的政令宣布的；见《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443。
＇，需要的话，可以转为知青农场。
其实，找出空闲的土地来创建这些农场是不容易的。
经费方面，每人安置经费增加100元。
尽管下乡人数会减少，但国家保证财政预算仍然是每年10亿，用以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
要求加强各级领导小组，小组必须认真做好工作。
第二次全国会议将上山下乡的讨论评价仅仅局限在就业问题上，宣告毛1968年（整整10年前），发动的这场伟大运动寿终正寝。
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下乡运动，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当局明确表示已经决定，只要城市就业机会还不足够多，上山下乡就得继续下去。
其实，即便没有公开提这个问题，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人口形势前景并不乐观：数量超常的同年出生的城镇青年正步入就业年龄＇ 见本书，图表4，页398。
＇。
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会议虽然制定了相应明确的政策，但是并没能让主要的当事人接受。
在14日的新华社报道中已经可以觉察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丝焦虑：“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
。
其实，对刚过去的运动进行批判（即使是有限度的），又对知青的实际困难表示关心，这只能令那些青年更加坚定决心要全盘否定下乡运动。
当局准备将来完全停止上山下乡，许多青年本来就觉得自己是牺牲品，现在更加喊冤叫屈了，他们中间有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被迫继续下乡，更不用说那些把生命中的10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而仍滞留在那儿的知青，这次会议并没有对他们何时能返城作出任何保证。
插队的知青也许还有点儿理由怀抱希望，可那些在农场的所能看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陈永贵直言不讳，“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
＇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SWB，1978年12月18日。
＇。
热火朝天的请愿潮
接受还是不接受，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中共有种种办法将它的决定强加给社会；但是在1978年底这个问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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