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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邻近的生产大队及公社，他们的独立程度不一，但无论如何是不相关联的单位。
即使在那些没有条件建立“知青农场”
（起码需要有地和钱）的地方，也极力提倡把知识青年集中在大“集体户”
（由几个已存在的几个小集体户组成）和“青年点”
，又称“知青点”
＇ 在四川省的一个生产队，索性使用了一个相当露骨的名字：“青年集中居住点”
；《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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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集中起来就容易控制了，另外“株洲模式”
还包括下放干部，干部和知青在一起生活，与地方干部合作给他们组织活动。
从1974年起，下去了几十万名带队干部，一两年轮换一次，一般的比例是每一百个下乡知青配备至少一名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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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仍然鼓励集中知青，这就可以指派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地方小干部作他们的辅导员。
总的来说，是要求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所有干部定期过问关心知青问题，并任命相关的负责干部。
株洲模式能更有效地对付不愿下乡以及非法返城的青年。
事实上，动员工作一直都是学校的事，偶尔街道组织从旁协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施以压力之时，才会求助于父母的单位。
然而在新制度下，就变成了直接向家庭施加压力，因为是家长的单位负责动员以及遣送学校挑选出来的下乡知青。
单位的控制得到极度加强，那是因为知青回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同一个企业单位会不会招聘他。
其实，从那个时期起，已经开始发展世袭性的招工制度，我们下面会谈到的＇ 见本书，页144及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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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知青集中起来另立各别单位的做法，当然是与当初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原则相悖的。
但是，面对知青要继续在农村生活下去所遇到的不言而喻的困难，乌托邦理想也只得退让三分了。
1973年夏天的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承认，有三分之一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给，40％的住房条件恶劣。
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采取不同措施增加他们的安置经费。
拨给集体用于安置每一个知青的补助费增加了一倍：南方从230元加至480元，而北方则从250元加到500元＇ 在畜牧地区（内蒙、新疆）有700元补助费。
但为了在国营农场及军垦农场安置下来已经付出的400元补助费并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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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青年虽然尽力艰苦劳动，还是非常困难，无法自给自足，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提供口粮补助。
又再次强调城市青年应该跟农民一样同工同酬。
另外，把知青集中起来，有了分工，就有利于更好地组织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连同娱乐生活；有人管了，旷工缺勤的现象减少，结果收入就增加了。
在卫生医疗方面也得到部分改善，坚持要求照顾女知识青年的生理特点（特别要避免安排她们在月经期间下水劳动）。
对以前插队的生活困难的知青，也给予了补助：每人100元口粮补助及200元建房补助，补助经费中预定该用途的那一部分必须得用于给知青建房，不得挪用。
然而，即使增加了经费，如果没有地方的金钱及劳动力的协助，住房一样盖不起来。
这些房子盖好以后，房权归谁？在某些省份理论上属国家所有，而在其他地方又说是属于地方集体。
房权问题不清晰，地方当局对此当然也就缺乏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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