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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因为某种情况下在那里可以不工作而得以生存,而在农村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
责备那些人懒惰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似乎都是不得已处于无业状态的人们,其实这个政策暴露了要建造“生产性”
的城市的强烈愿望,要将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数减到尽可能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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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起,下放年青毕业生去农村就和城市供应挂上钩了'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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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肯定了必须限制城市各类设施(住房、交通,等等)的支出费用。
然而这一切随着大跃进的欢乐激动烟消云散了。
结果是在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上真的实现了一个“飞跃”
。
1962年,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国家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一跃而成进口国;粮食储存几乎是零;国库也见底了' N。
Lardy & K。
Lieberthal; Chen Yun s Strategy for China s Development; p。
XXIX…XXXI。
'。
精简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因此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
之一' 新华社讯,1962年4月16日,刊于Hsinhua News Bulletin; 196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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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加强农业战线”
' 同上。
',这意味着还有“然后”
,就是说城镇的原居民也得离开他们的出生地。
果然,60年代初期下放到农村的城镇青年的数量要比大跃进前高得多。
城镇领导干部们所担心的不只限于经济问题。
游手好闲的城镇青年如果找不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堕落为犯罪分子。
本来就有了种种要下放青年的理由,现在又加上了要减少城中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心。
然而在这一点上,传媒依旧慎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直截了当。
1968年底,激进派大本营上海的一份报纸明确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假使一个人有好好的两只手,可又拒绝工作,假使他游手好闲躲避生产劳动,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会用这两只手去做坏事' '。
有的知识青年以为可以在上海混日子继续游手好闲' '。
他们真的是无所事事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
他们在干非社会主义的事情。”
' 《文汇报》1968年12月23日社论,刊于FBIS; 196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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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6年,人民日报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作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的解释:“闲散在社会上的青少年,正是资产阶级重点进攻的对象 如果我们不去管理教育他们,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
' 《人民日报》1966年3月31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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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至1968年期间,上海原本准备分批逮捕从教养所释放出来的年青犯罪分子,然后强迫他们到农村去(要不,就去蹲监狱)' 叶辛,〈在醒来的土地上〉,《十月长篇小说专刊》,1983年第二期,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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