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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政治压力要把她赶出大学，薛喜梅最后还是成功地获取农学高级文凭。
1998年她当上河南农学院科学技术信息部的主任；见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页96及255。
＇，不过她很快就重返自己的角色，重获威望，因为1979年8月全国大会第34名被邀请的知青模范就是她。
四人帮崩溃，连文革前的一些模范也受到牵连。
像侯隽，1976年进入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3个月后就丢了官，还被指控跟四人帮勾结，被平反解放后，就给送回宝坻县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至于董加耕，则遭了两次难：1970年代初期他被控为“516分子”
而被关押蹲了3年监狱，后来经周恩来干预才被释放了出来。
之后他获得多项公职：三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共青团“十大”
筹备组副组长（他是重要负责人）。
而该筹备组的组长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董因此又再一次身陷囹圄。
1977年秋获得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农村。
除了张铁生，为模范称号付出最高代价的要数以知青之父闻名的李庆霖，他敢于给毛写信反映知青的困难，还揭发下乡运动的不公平及干部的特殊化。
由于有毛的撑腰，3年之间李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升＇ 见本书，页117，注91。
＇。
然而，他在1977年初被逮捕了，11月14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接受了猛烈的批判，指责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
1979年初对他的判决书指控他与四人帮的关系，尤其是他举报了县里、区里和省里的干部。
很明显，李的信件给这些人找了那么多麻烦，他们决不会饶恕他。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
当政治气氛有了变化，他的刑期就改为10年，后来又改为8年。
退回去看，当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当政者手中的卒子，随着高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常而起伏不定。
有些后来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反思。
王冬梅就是一例。
她是旅大的知识青年，当年她说服了100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户，1974年当选为模范＇ 辽宁省很多城市的知青都是敲锣打鼓地被送到昭盟这个穷地方。
1978年他们全部返回了原居地，因为当局发现这些青年根本做不到自给自足，又没有用，然而相关城市每年得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平均付出1000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的工资收入。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60。
＇。
在一篇以“被埋葬的青春梦”
为题的文章里，她谈到知青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
。
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
，她其实成了一种强迫压抑自我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她总是被逼着去扮演某个角色。
梦想上大学，但她必须放弃所有的机会；想到要在这个落后的“洞穴”
里过一辈子，并嫁给一个牧民，她心里就苦恼万分，但她强迫自己留在这个地方，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
17岁当选为模范，20岁被逮捕，两年后，1979年，获释。
那时她明白到自己不过是个“政治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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