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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夏开始实施，1979年1月普遍实行，子女顶替就成了流行的回城途径＇ 根据中央的决定，在4种特殊的行业里（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种做法从1973年起就普遍了；见《劳动人事年鉴，1949。
10……1987》，页198。
＇。
唯一的要求是顶替者必须在16至30岁之间，而且没有一份在国营企业的固定工作。
大部分知青都符合这两个条件，他们的还未退休的父母都非常愿意把子女之一调离农村，给他（她）一个铁饭碗＇ 这个俗语是指有绝对保障的受薪工作职位。
＇。
这就是1978年回城应招的知青几乎增加了一倍的原因。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乎立即退休的条件，而且很多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要安排＇ 这项措施令兄弟姐妹之间争风吃醋，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见《婚姻案件100例》，页60。
＇。
另外，新的办法是“暂行”
的，于是流言四起，传闻该办法在全国铺开后就会废止＇ 见《解放日报》1979年3月1日第一版。
关于顶替问题，主要见D。
Davis…Friedmann； 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munist Revolution； 页27以及 M。
Bonnin； ？Urban Employment in Post…Maoist China？； Transforming China s Economy； vol。
1； 页201…202。
＇。
顶替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根本不能缓和650万到1978年底还滞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焦躁情绪。
不可忽视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他们的前途也是个尖锐的问题，会议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
抗议者大军的主要部分可分三大类：国营农场的知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 已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另一方若在城里已经有一份领取工资的工作，那么他（或她）的工作单位通常会招聘仍在农村的那一方。
实际上，这类知青中很多人已经非法回城了，所以这次只是准许把户口也带回来（见《吉林省志 经济综合管理志 劳动》，页98）。
双方都是知青的夫妻最后由原居城市接收。
对那些来自两个不同城市的知青夫妻，问题就比较大：各方必须先回到各自的原居地，然后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样困境的人，以作户口对调（见本书，页170，注释113）。
＇以及那些已经在当地有了一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们有的是直接获得的，有的是应征入了伍又复了员之后分派的。
他们之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等。
除了那一批返城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以外，上述的那些知青就组成了一个承上天眷顾的特权阶层，那个时期，其他知青还在农场种地，最倒霉的还在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
不过，到了1979年，事情倒过来了，当年头一批上调从事有工资待遇的非农工作的青年，现在成了最后一批：他们不再被当作知青，原则上无权享受顶替政策，只能寄希望于有一天能被调回原来的城市，但没有很重要的高层次关系是办不到的，而有这种关系的一般都已经回城了。
所以，这类老知青中的一位发出了哀叹：“上调吃亏”
＇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二版。
＇。
12月的决定在已经安置好的知青中激起了一片愤怒，这种愤怒情绪很快就过渡到自发的诉求行动，规模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但是，愤怒之深不够解释抗议之广。
当时正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权力争夺白热化，也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才能出现知识青年组织的大量抗议活动以及对返城愿望的集体公开表达。
1978年下半年，邓越来越依赖批判文化革命，并给大批的受害者平反，令他的对手难堪之极。
这样来清算毛晚年的遗产，也可以被理解为党在威望降至极低点的时候力图挽回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这一阶层里，因为改革派需要他们来参加国家现代化建设。
这种形势必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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