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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春起，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都意识到地方基层一级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中涌现出的众多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是挪用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经费。
有些地方干部真的把这笔钱看作是意外之财，可以满足他们的个人需要、完成某些集体工程或者甚至拿出一部分来大摆筵席兼大家分钱，从而提高自己的威望。
至于国家低价供给知青建房用的木材，就经常移作他用（比如说给老人做棺材）或者以劣换优。
一旦钱到了手，地方干部就怂恿那些城镇青年回家或到别的村子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有些干部还虚报知青人数，希望借此能得到更多补贴＇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1…92，及刘小萌，前引，页28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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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是为了抵制低劣的组织工作以及各种破坏行为，1970年5月12日中央发布了由毛亲自批示的＇1970＇26号文件，要求各级领导把下乡知青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 6月23日发出一条指示，专门谈到安置经费的使用，并强调严禁挪作他用；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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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代表起草写就的文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含糊不清又杂乱无章。
5月23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改造世界观”
的社论，重新肯定学生下乡运动及干部下放在意识形态上的深远意义。
在1971年8月13日公布了经伟大领袖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两个估计”
，否定了文化革命前17年间的教育路线，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及＇ 见本书，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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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尽管意识形态几乎固定不变，实际情况却变化得很快。
自1970年秋起，特别是1971…1972年间，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放慢了，而中央对这一现象没有做任何政策上的决定。
下乡人数大幅度下滑：1970年106。
4万（仅为1969年的39。
8％），1971年再降至74。
83万，而1972年又再降至67。
39万＇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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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放缓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经济恢复了，教育重新上了轨道；二是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抵制，而当局的决心又较前减弱。
全国工业总产值在1967…1968年间下跌之后，在1969年上升了34。
4％，而在1970年上升了30。
7％＇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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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鼓舞人心的成就使领导人对前途重获一定的乐观，他们正在欢天喜地地准备第四个五年计划。
为了实现计划，也是为了满足职工安排子女的要求，企业准备在1970…1972年间大量增聘人手。
中央政府在招工问题上的失控是显而易见的：本来预备在1970…1971年间招聘306万职工进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结果招了933万＇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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