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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下乡运动当作是减少城市犯罪活动的办法，这种念头并不是激进派专有的。
谭震林在1964年就已经论述过：“人太多。
要是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劳动，他们就会待在城里，不干活儿，可得吃饭。
有的就会变成流氓＇ ＇。
所有在城里不能找到工作的，包括反动分子，都应该送到农村去”
＇ 《支农红旗》，1967年第三期，页3。
＇。
上面所引述的让我们看清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社会经济动机是如何与当权者进行政治镇压的决心连在一起。
1968年以后，似乎必须从城镇疏散更多的人口，因为共和国成立后头10年内出生的那一大群孩子已经到达了就业年龄。
所以，尽管政府当局对问题的这一方面谨慎少言，但减轻城镇压力的目标似乎在掀起68年的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部分研究该专题的西方学者都将此放在一个甚至是主要的地位。
譬如，Bernstein； 就特别指出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数目巧合：谭震林谈到66到70年间需要提供600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68到70年间，因为文化革命延误了他们的出发日期），被遣送的知青有540万（据他认为）＇ T。
Bernstein，前引，页39…40。
＇。
Scharping则以为，在整个运动中，城镇劳动市场需求的变化与下放人数的多少有密切的关系。
他甚至认为这个动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并将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比作几乎是纯数学的合理性。
他断言每年下放城镇青年去农村的人数是政府计算下列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之后，而得出的合理妥协结果：一个是城市为减轻负担而需要遣送人口的数量，另一个是社会、特别是农村，为了减少执行该政策而出现的问题所能接受的数量＇ T。
Scharping，前引，页421。
＇。
Bernstein非常重视这种动机，以至于当他1977年展望运动的前景时，他的预测都是以就业问题为出发点的。
根据他的看法，意识形态动机在毛去世后开始渐渐消退。
而另一方面在８０年代中期视乎人口变动，职位需求将减少。
他因此预见运动在这个时候将会停止，或者开始转化成一种轮转制度＇ T。
Bernstein，前引，页297…298。
＇。
但是至于68年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如今再也不能将其动机中的就业与城市人口问题看得如此重要。
Bernstein对运动未来的预测并没有实现，运动结束之时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城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之际＇ 见本书，页397。
＇。
事实令我们更加相信因经济与人口而产生的“必要性”
只是相对的，无论如何重要，也得跟随政治社会因素。
还有更主要的，1981年透露出66至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问题就又一次摆出来了。
其实，在“十年动乱”
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
，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
，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
因为下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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