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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在5届人大第3次会议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建议通过法例来改正对待在城市就业的原插队知青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事实上,与下放农场的知青相反,插队知青在农村度过的时日一概不予考虑,不算工龄。
这种歧视在1979年11月的那次40%的工资调整中表露无遗' 《人民日报》1980年9月27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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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在1982年就提议所有知青的劳动时间都应该计算在工龄之内。
但某些省市害怕经济负担太重,用了种种借口抵制合理的计算。
一直等到1985年4月胡耀邦出来表示要强制实施这项措施' 一位在农村待了14年的湖南老知青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这才使胡在1982年底决定接受新的工龄计算方法;见《文摘》2004年2月6日,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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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28日劳动人事部颁布23号通知,才把该措施作为法例定规下来,按新精神确定工龄后,一切工资福利待遇照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但这次调整没有追溯效力,过去的,就不再算老账。
决定中一些比较特别的措施如何实施,由地方劳动局自己掌握,但直至1986年夏季很多地区还没有即时公布清晰详细的规章条文,一份上海报纸还需要回答读者提出来的有关问题。
在上海,不管知青在农村的工作是什么,也不管接待单位是哪一类,规章能使他们全体都受益于这项措施。
除了那些在下乡期间曾经被判入狱的,狱中时间不可计算工龄,只能从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之日算起。
至于那些被判劳动教养的,只计算教养期以前及以后的时间' 《文汇报》1986年6月18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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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龄计算影响工资增长,一般来说,在农村劳动过一年,月薪可增加0。
50元,就是说一个有10年农村劳动工龄的知青每个月可多得5。
00元人民币' 与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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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谈记录,198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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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措施即便不能根本上改善有关知青的生活,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
从经济角度看,那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因为牵涉到150万人。
在那个时候,从全国来讲还有5%的知青没有返回原居城市,为数80万左右' 与冯兰瑞的访谈记录,1985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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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之中一大部分想回城的也逐渐成功地离开了农村,也有一些没能走成的。
极少数的知青融入了接待地区,并不准备离开返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演变反映出政府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不同观念。
像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务实派的大管家们,他们的观点是建构在下乡运动能带来的真正或假设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而那些由最高统帅毛控制的革命空想主义者们则强调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功用。
然而,虽然两派之间时起冲突,但在捍卫下乡运动的政策上倒是一致的。
从来没有任何一派表示过反对。
直至1970年代末期仍是如此。
那些刚刚打败了新毛派分子的实用主义者是举双手赞成以温和的方式继续推行下乡运动的,得等到经济以及人口条件成熟,才可中止。
然而,运动是在就业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突然中断的。
这说明下乡运动的命运并不仅仅由政府内部的两大派的意志来决定,社会上在这方面的反应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了解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重要的是研究千百万涉及在内的年青人如何在运动中沉浮,以及由该运动激起的抵制抗争的形式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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