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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知青比较特殊，他们是文化革命前去的，从1963年到1966年，每年一批，4批共10万人＇ 提供的数字一般在8万和10万之间，后一个数字出现得最多；见路文，前引；《社会》1982年第一期，页9；《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四版；共同通信社； 1981年9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1983年9月1日第一版。
刘小萌、定宜庄与顾洪章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是引用这个数字。
上海和新疆的年鉴中的数字就偏低，但由于某些数字前后矛盾，所以可信度不高。
＇。
这些青年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才离乡别井的，加上对少数民族风情的理想主义幻觉，使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离开了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来到这个气候最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
此外必须提及的是，文化革命在兵团中的反响特别强烈，而知青就成了冲击批斗的靶子。
和干部们的关系很差。
他们也不满意农场连年亏损，落后局面毫无改进，原因就在农场机关臃肿庞大＇ 有的农场是6个职工养一个干部；见刘小萌，前引，页749。
＇，充斥着不学无术的低能干部。
到1970年代末期，大部分知青结婚成家，并且有了孩子。
一个新问题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与前途问题。
他们担心当地学校教育程度太低。
即使借读制度可以让他们把孩子送回父母身边在上海读书＇ 这种“借读”
办法不只在上海市才有，也并不限于知青之中，有些干部调到外地后也采取这种办法；路文，前引，以及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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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谈，1986年6月14日。
＇，但最后这些孩子还是得回到户口所在地：新疆。
知青们不再年轻了，在农场熬了十几年，一心只希望能把孩子救出这个火坑。
所以，当他们得知返城风潮刮起，所有知青都可以回城之时，特别是在外地农村或农场的上海知青，以及从其他城市来到新疆的青年＇ 也有天津、浙江、江苏、武汉和北京的知青与上海知青同时到达，不过人数少得多。
＇，他们都认为该行动了。
云南知青的先例是至关重要的。
新疆南部阿克苏地区的知青＇ 有很多上海知青在那边：10万名上海知青中就有4万余名被送到了这个地区，他们到的时候，组成兵团农一师。
到1978年底，只剩下2万9千人；刘小萌，前引，页752。
＇开始，建立了“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
（简称上青联），并组织了一个赴京请愿团。
也许是由于知青所处过于分散，消息传递太慢，这个上访团延至1979年4月中才启程，那时正巧是政治上再次收紧的一个时期。
农垦部的几个负责人接见了他们＇ 这个部当时刚刚成立，见新华社讯，1979年3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8日。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路文和刘小萌仍然继续使用“农垦总局”
这个旧名称。
＇。
代表们提出了知青的要求：准许所有愿意回上海的人回去。
经过了十几天的讨论，中央当局的态度言辞非常强硬，农垦部要求代表返回新疆，还说很快会派一个工作组去向有关各方咨询意见。
代表们乖乖地回去了，甚至没有在北京搞一点儿公开活动。
回到新疆后，他们做了汇报，然后就等待工作组的到来，结果根本就没来。
后来，倒是来了一个神秘的“农业生产水利工作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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