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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是记者了，别人都说：“无悔青春”
，而她却说：“痛悔万分”
＇ 刘小萌，前引，页71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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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底，宣传部门依旧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类模范，像一位长期失业的女青年于1956年离开上海去了宁夏，而另一位知青由于他在研究消灭白蚁上的成功，24岁就当上了某个林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6日第4版及1979年12月1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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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底的最后3天，《人民日报》连续登载了一篇文学报道式的长文，是表彰吉林知青赵军翔的事迹，1964年当赵高考完全有希望成功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自愿插队到市郊的一个生产队＇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8、29及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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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就这样结束了，最后还为一名应邀出席8月全国大会的充满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青年模范作了一个感人肺腑的介绍。
然而，这不过是下乡运动所能点燃的最后几把火。
当局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知青留在农村，返回农村或者到农村去工作，尽管如此，也没有能力阻止运动在下坡路上急剧地往下滑，该年回城知青及下放知青的人数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知青在1979年是像逃离地狱般地以惊人的速度于纷纷乱乱之中返回城市的。
他们或者采用“顶替”
父或母的方式，或者请求病退困退。
由于知青及家长双方共同施加压力，这两种申请的批核都很宽松。
这种速度大大超过了官方的预测（虽然预测与前几年相比已经相当大胆）。
河北省政府在国营与集体单位为知青预留了6万个职位，但到6月底就已经有10万8千名知青列入了招募名单＇ 《河北省志…劳动志》，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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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来看，大约有400万知青在1979年被接受重新迁入原居城市。
1978年250万回城青年中的一大部分是在年底才离开农村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一次与1968年底到1970年初的从城市往乡下的人口移动很相似，但是朝相反方向移动的人口迁徙潮。
十年后的这一大浪潮所涉及人数甚至会略高于前一次＇ 山西省的统计显示，在1979年知青点的数量比知青还要多，也许那股迁徙潮流的飞快速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知青当时成群结队，什么都顾不上，抢在第一时间离开农村，以至于关闭知青点的工作都无法跟上那个速度。
见《山西通志…经济管理志…劳动篇》，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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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00万知青在这个时期离开了农村，而在1978年底到1980年初这一时期，有差不多600万青年回了城＇ 见本书，页192，图表2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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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虽然市政府尽了力，还是有大约40万知青在1978到1979年间回来了，这数字相当于1968到1977年间下乡知青总人数的37％＇ 《人口研究》1981年第2期，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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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下乡的人数远远低于预先的估计。
前面谈过，本来预计遣送80万下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IBS，197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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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甚至公布最理想的数字是100万，因为当年中学毕业生人数为300多万，而可提供的城市工作职位数量大约为200多万＇ 新华社讯1979年11月2日，刊于FIBS，197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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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当局当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夏天之后的动员所得到的实际结果的数据，不过省一级的有足够说服力的数字倒是公布出来了。
比如在辽宁，本来决定要比往年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搞好动员＇ 见本章注129。
＇，结果到了10月份只送走了1万7千名知青，而在下乡人数已骤降的1978年同时期是3万名＇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0月25日。
另外，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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