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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知青发起这第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运动，其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
他们为什么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有几个理由能解释这一点。
像在其他农场一样，知青是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在整体劳动力中占着重要的比例，所以在当地那个小社会里是举足轻重的。
他们的年纪也比较大，因为他们是在1968…1970年间到达的（四川知青是1971年到的）＇ 在106600名遣送到云南农场及农村的外来知青中，51483人在西双版纳，其中有33672人是从上海去的，14556人从重庆去的，3255人从北京去的；见《西双版纳五十年》，页142。
在云南其他地区也有成都的知青。
＇。
从他们到达当时还是属于军队的农场以后，就面对受极左思想毒害极深的言行粗暴的干部，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身处边疆远离北京，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
调戏奸污、拳打脚踢、侮辱欺凌等迫害事件层出不穷，1973年的会议上已经特别注意到了；而生活条件，尤其是卫生条件，仍然是非常简陋落后的。
运动是10月底在景洪农场从为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汇集签名开始的，信是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的。
信不是写给当时中央“头号人物”
华国锋的，而是写给邓的，人们认为他是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希望所在。
签名的知青在信中控诉极左政策对他们的摧残，诉说要求返城的愿望。
《公开信》寄出以后回音渺然，但是签名的几千名知青却受到农场领导的刁难。
11月16日又发出了第二封，对下乡运动的批评上升到理论层面。
信中尖锐地指出让知青上山下乡根本不能缩小三大差别，政府应该面对这个事实改变政策。
不到10天，1万多名知青在上面签了名。
运动扩展到了整个西双版纳地区。
11月初，37个分场的代表集中在景洪，为北上请愿成立了“筹备总组”
，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
第二封信寄出后，仍然是杳如黄鹤。
知青们就决定亲自把请愿信送到北京去，这次是写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
的。
是以“5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
的名义写的，信中揭露社会里的不公平现象：有权有势家庭的子女纷纷离乡返城，普通工人的子女就被人抛弃在这个地方继续从事艰苦的劳动，只有缺少营养的饮食和枯燥无味的生活陪伴，另外还得忍受各级头头的辱骂欺负与拳脚棍棒。
四人帮倒台都过了两年了，可是他们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他们对此大惑不解，在信的最后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
有几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有的是用血写的。
另外还为支持赴京请愿的代表组织了募集捐款的活动。
但是西双版纳州政府禁止他们启程。
为了表示抗议，12月8日筹备组发表了《罢工宣言》号召所有知青立即进行无限期罢工。
各分场知青一致投入行动。
首批请愿团40名代表12月16日从景洪出发，20日到达云南省会昆明。
第二批请愿团由丁惠民带队18日离开景洪。
云南省委企图阻止第一批请愿团赴京，但徒劳无功。
22日晚，知青代表已经登上了火车，可是昆明站接到上头命令，不开车。
事情闹得很僵，代表们24日晚就决定采取卧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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