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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掀膜通风，又会使膜内小空间温度骤降，更影响秧苗生长。
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只能在正午阳光较强时，快速掀起薄膜，使膜顶水珠顺势流向两旁，并尽快将薄膜掩上盖好。
这件工作，只能在中队长不在时进行，且只能在半个小时内完成。
这段时间，就选在中队长去吃午饭的时候。
因为他如果在场，肯定不同意。
任何事情都不能凭空想象，看手段，而要看结果。
我就是抓住中队长的这一心理。
事实证明，经过我们灵活处理的秧苗，不但在劳改农场范围内，长势最好；就是附近农民也多有失败。
当年早稻插完之后，我们的秧苗还有富余，支援了梁布大队和附近的农民。
年终评审时，我得了二等奖，奖励一只军用水壶。
杂交水稻推广之后，我们不再实行书生气的密植，获得空前的高产量。
8
我们每年所用的晒谷席、扁担、箩筐、土箕、扫把等竹器，都需要更新添补。
在秋收冬种之后，各分队会挑选十人左右，到深山老林去砍伐毛竹，由技术工破成竹篾等半成品，捆扎挑运下山，暂且寄存在我们投宿的农民家里，等待大型拖拉机来运送回去。
我两次被选进山，投宿的农民都十分纯朴，待我们很友善。
当他们问及我们犯什么罪的时候，我们说是“反革命”
。
他们桀然一笑，说：
“反革命帽子满天飞。
我们村里也有两个被抓走了，还不知道送到哪儿去了呢？”
说我们是“反革命”
，我觉得十分可笑。
我经常被差遣外出劳动，有时候都只有一两个人。
但我们都能洁身自好，并没有违规的行为。
而我更注重与群众的关系，每到一处，我们在老百姓家里借锅做了午饭，用了人家的柴草，吃完饭、洗好锅碗，抹好桌子、灶台，都问好水井在哪里，帮群众把水缸挑满。
陈殷盛跟我配合最默契，就象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一样。
我这样想，老百姓跟我们无怨无仇，我们为什么要去坑害人家呢？再说，做人都应该守本分，“虎死留皮，人死留名”
，这是千古的名训，一个人要行得端，坐得正，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
由于我能认真改造思想，在劳动中都是积极肯干，得到干部的肯定，比较放心。
经常派我外出就是明证。
我认为，不管我有罪无罪，思想改造总是必要的。
在几年的劳改生活中，使我的思想不断净化。
这种“人之初，性本善”
的意念，与我后来皈依基督教，是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呢？基督教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因为始祖亚当夏娃亏欠了神的恩典，原罪就进入我们人类的后裔之中。
如果不能继续不断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教诲，认罪悔改，就会掉入罪恶的深渊不能自拔。
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是否一脉相承？不得而知。
但我觉得，它们之间，总有一些因果关系吧！
9
1975年，邓小平复出。
平潭籍的林庆武老人说，他老家来信，大儿子正在为他申办出狱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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