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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中有不少十几岁的少年，中队决定组织一个少年突击队。
在挖方的难易、收方的结算等各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少年突击队连我一共25人，由我担任小队长。
其实那小队是指导员直接管理，我只是个召集人而已。
跑跑腿、送送饭，小朋友称我“后勤部长”
。
每天早晚两餐，我都将他们的饭菜送到中队部，就是小队长开会的地方。
中午则由我挑担送到工地，和他们一起就餐。
当时国家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民工的生活水平很低。
除了粮食定量较高，并保证米、面供应外，副食品几乎不能正常供应。
三餐的下饭菜是一人一小块豆腐乳，猪肉、咸鱼、青菜，成了奢侈品。
一旦我们接到指挥部的通知，就会立即派人翻山越岭到嵩口镇去。
虽然只是一些豆腐乳、包菜干之类，也要起大早，凌晨三点就动身。
因为我们的工地距离指挥部最远，去晚了，怕连带青草的空心菜干也捞不到。
所有物资都用背扛肩挑，来回一趟要十几个小时。
有一次我和几个人一起去挑副食品，因为有的东西还没运到，我们趁着等候的时间，在有名的“嵩口司”
街道上闲逛。
忽然听说有两个人送镇医院抢救了。
后来才知道，那两人买了大米粉，找个民家煮了。
因为不知道桐油是不能食用的（卖的人也不问他们用途），买了二两作油料。
结果大泻大吐。
等中队接到报信，赶到镇医院，病人早已是不醒人事了。
当天傍晚，就送永泰县医院。
苏联赫鲁晓夫嘲笑我们中国人，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
当时我们每人每年只发三尺布票，两个人合起来还不够做一条裤子。
时下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的说法。
那三尺布票就是发给我们缝缝补补的。
指挥部给我们民工申请来了一批薄薄的花布。
每人三尺，只收三寸布票，每尺布只要二角多钱。
中队特地请来两位裁缝师傅，专门为我们缝补破损的工作服。
有人舍不得将新布补在旧衣上面，跟师傅通融，花二角工钱，请师傅扎成裤头，也挺实惠的。
眼看1963年的春节就要到了，各中队都在抓紧工期，争取在春节前对指挥部有个交代，我们甚至挑灯夜战，用汽灯照明。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照明工具。
当时交通条件很差，从福州到永泰只有一条窄窄的盘山公路，民工集中回家过年，是不现实的。
各个中队只能在指挥部安排下，分批在几天之内往福州送。
我们台江三中队离嵩口最远，因此提前上路。
谁知大家都是归心似箭，当我们路经其他中队的驻地时，早已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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