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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为此说也，惩熙丰之执政用兵生事，敝中国而启边衅，故崇奖处錞之说，以戒时君。
夫古今异时，彊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
乃所取于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诚信也。
诚揭诚信以为标帜，则谋臣不能折，贞士不能违，可以慑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辩。
虽然，岂其然哉？夫诚信者，中国邦交之守也。
夷狄既踰防而为中夏之祸矣，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
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养患以危我社稷、杀掠我人民、毁裂我冠裳也，则太王当终北而于熏鬻，文王可永奉币于昆夷，而石敬瑭、桑维翰、汤思退、史弥远、允为君子矣。
突厥、回纥，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于唐，舍其暂时之恶，而以信绥之，犹之可也。
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顺逆无恒，驭之有制，终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
况乎吐蕃者，为唐之封豕长蛇，无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约罢戍兵，而于此言诚信乎？僧孺曰：“徒弃诚信，匹夫之所不为。”
其所谓诚信者，蓋亦匹夫之谅而已矣。
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来责，养马蔚茹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不三日至咸阳桥。”
是其张皇虏势以相恐喝也，与张仪夸秦以胁韩、楚之游辞，同为千秋所切齿。
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横，亦至此哉！
夫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之吐蕃久矣。
元和十四年，率十五万众围盐州，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击之，大败而退；其明年，复寇泾州，李光颜鼓厉神策一军往救，惧而速退：长庆元年，特遣论讷罗以来求盟，非慕义也，弱丧失魄，畏唐而求安也。
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数年，继以荒淫残虐之达磨，天变于上，人叛于下，浸衰浸微，而论恐热、婢婢交相攻以迄于亡。
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阳侨、深人送死而无择哉？敛手頫颜，取悉恒谋献之，使砾于境上，以寒向化之心。
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彊，日无唐，而镞刃之下豈复有唐乎？
僧孺又曰：“吐蕃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未损其势。”
则其欺弥甚矣。
吐蕃之彊，以其尽有北境也。
于宪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险而腴，据为孤兔之窟，于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纥侵有其故疆矣。
故韦皋一振于西川，而陇右之患以息。
其南则南诏方与为难，而碉门、黎、雅之闲，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则溃散臣服，不劳而奏功。
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诏，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纥之东侵，而唐无西顾之忧。
其在吐蕃，则大害之所逼也。
而岂无关于损益哉？
夫夷狄聚则逆而散则顺，事理之必然者也。
拒归顺者以坚其党，故婢婢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
然与论恐热百战而终不归者，惩悉怛谋之惨，知唐之不足与也。
以是为诚信，将谁欺乎？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审势以图宁乎？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
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国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胜其恫疑之邪说。
文宗弗悟而从之，他日追悔而弗及。
温公抑遽许之曰：“僧孺所言者义也。”
使然，则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义而后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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