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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惟炎三人在西贡刮起一阵移民风，从10月中旬开始，一个半月时间里，从西贡分批乘船抵达三马拉如、建康、民都鲁三地的移民超过了3万。
这3万人，有2万左右被拖拉机运到了建康，7千多人被安置在民都鲁附近，3千多人被安置在三马拉如。
这些新移民中，有一部分人是抱着先到建康来看一看的态度，如果合适则留下，不合适则离开，另择它途。
西贡在二战期间经历了法国维希殖民政府、以及日本人的双重统治，日本人的南遣舰队司令部就曾经设在西贡一段时间。
西贡华人，先后受到遭受过许多不公，特别是那些稍有家资的中国人，他们的财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时间里，都大幅缩水，一些交通工具比如轮船，经常被强征去免费为日军服务，有些船东甚至最后闹得人财两失。
这些西贡移民踏上民都鲁、三马拉如、建康三镇的土地后，马上就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与宽松。
从政治上讲，这三地是华人说了算，不用看洋人的脸色，即便政府里有洋人官员，他们也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
从经济上看，这三地政府在产业上采取的是积极的扶持政策，而不是像其它殖民地那般对老百姓只有盘剥，这里的税收，低得让人都不好意思偷税漏税。
建康、民都鲁、三马拉如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得正酣，到处都是人流涌动、热火朝天的工地，这里化工厂、机器厂、造船厂等几个大厂，允许移民进去参观，不过需要有组织、有顺序地进去。
三马拉如作为建康到民都鲁的中间站，在民都鲁军管会的管理下，正式制定出了一个发展规划，三马拉如将来要发展成为一个滨海的轻工业城镇。
现在这里已经规划出了好几条街道，建康银行在这里开设了分行，建康医院也在这里设了分院。
砂劳越和西贡虽然同处热带，可气候却不太一样，砂劳越的雨季正好是西贡的旱季。
在物种多样性上，砂劳越则更胜一筹，这里有许多西贡没有的动植物。
砂劳越尚处于半开发状态，有许多未开垦的可耕地，不像西贡那样经历了上千年的成熟开发，绝大多数土地都已开垦出来了。
西贡华人有着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和经验，移民们还带来了西贡特有的稻种，“占城稻”
。
军管会移民办公室早就把民都鲁和三马拉如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给挑选出来，提前用四轮拖拉机分片整理完毕，这些移民到来后，只要育好秧苗，马上就可以进行大田插秧。
目前是砂劳越的雨季，正是一年当中栽种稻谷的最好季节。
移民当中，有手艺的，或者是年轻力壮的，有一半参与到了三地的市政工程建设中，还有一半在移民点为移民们
建房，打造他们自己的移民村。
西贡移民，并不全都是穷苦农民，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以前是经商的，只是在法国殖民者和日本人的双重压榨下，变成了贫民。
这些商人虽然变成了贫民，可他们的商业头脑还在，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商机，民都鲁的柴油机、建康的药品、凉鞋、合成氨尿素、铜线电缆，价格都非常便宜，这些东西正是西贡乃至越南都缺乏的商品。
于是有人动起了脑筋，想把这些东西贩卖到越南去，唯一的困难就是他们现在没有本钱。
部分商人了解到建康银行的贷款政策和低利率之后，马上跑到建康银行去申请贷款。
建康银行针对移民贷款有优惠政策，但每个人的无抵押贷款额度都有规定。
有人居然要以家人为质，从银行多贷出一些款子。
黄延义在得知西贡商人要以自己的家人抵押贷款后，马上给建康银行批示，对西贡来的华商，贷款时可以不需要任何抵押物，根据他们要求的额度适当放贷，但要对当事人建立起诚信档案。
胡友沁就是第一位要求质押家人贷款的华商，他明知道银行不会收人，只不过是为了彰显了他贷款的决心罢了。
抗战以前，胡友沁家族是广州湾吴川县的一家大米商，族里里养着两艘千吨级大海船，每年从西贡购进大米，销售到香港和广州等地，生意一直很红火，在吴川当地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
1939年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以前，胡友沁家族意识到时局危险，举家迁移到了西贡。
到1943年，胡家的两艘大海船被越南维希政府征用，剩余的资财也在其后的两年间因为各种原因而消耗一空。
胡家一共有50多口人，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分房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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