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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一回到日本，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儿岛之后，便被刑事尾行了。
我的担任教师，也向我警告了，于是我便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
当时中国的同学，并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
因为我对他们是保守秘密的。
但是刑事都知道了。
……”
《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一九二四年五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
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
当年，戴季陶与周佛海一起进出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也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看准了国民党，以为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
这样，一九二四年九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
周佛海写下一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
这样，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迅速转向反共。
他追随戴季陶，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得到蒋介石的垂青，于是在宦途上青云直上。
一九二七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一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
翌年五月，他随汪精卫、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
回来后，他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九四○年三月，当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历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副委员长。
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
一九四○年，周佛海在向上海中央税警学校的青年们演说时，曾“现身说法”
，谈及自己怎样加入中国共产党、怎样成为中共“一大”
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
之情。
他说：
“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
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
第二天，我们便都到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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