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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
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
为了译成“七月下半月”
还是“七月底”
,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七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
,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
其实,这个“旅行团”
如陈潭秋所写的: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
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
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二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张国焘常在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
住在上海自己家中。
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
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三八九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一二七号)。
也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
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
代表们的“招待所”
呢?
原来,“二李”
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
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
一九一七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
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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