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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后，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去，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胡适终于“看不过，忍不住了”
。
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
。
他致函李大钊、鲁迅说道，“《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
，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
。
胡适所说的“素不相识的人”
，不言而喻，指的是陈望道。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了。
陈望道仍把《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来编辑。
胡适与《新青年》分道扬镳了。
陈独秀来到广州之后，迁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二楼。
他与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见了面，决定坚决摒弃无政府主义者。
那两位俄国人，这才终于找到了建党对象。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
书记先是由陈独秀担任，后来改由谭平山担任。
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也加入了这一组织。
最初有党员九人。
后来，逐渐扩大。
另外，当陈独秀由上海经香港去广州时，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见。
他们是香港政府“视学员”
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小学教师李义宝。
后来，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校李义宝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第五部分：响应周佛海其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很快由国内发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出现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这个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两名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
施存统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闹得沸沸扬扬，无法立足，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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