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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学生。
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
从恽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不久，他进入物理系。
不过，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更浓厚，于是，转入了哲学系。
在哲学系待了没多久，又转往英语系。
刘仁静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是活跃分子。
当学生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家的大门紧闭。
刘仁静个子瘦小，打碎了曹家窗玻璃，爬在匡互生的背上，钻进了曹宅，打开大门，于是游行者一拥而入……此后，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迄今，仍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李大钊亲笔写的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
李大钊”
。
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要他研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样，刘仁静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曰“小马克思”
。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
他们俩一个一口湖北话，一个一口湖南话，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钟头。
在罗章龙、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那批无政府主义分子退了出去。
这是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
他们主张无组织，因此连小组的书记也不要。
于是，十人小组变为四人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
然后，这个小组又日渐扩大，发展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
这些新成员之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学生。
例外的只是三位，即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常在北京活动），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一九二一年一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不过，那时是“负责组织”
，并非今日的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第五部分：响应“毛奇”
和新民学会 1
其实，早在张国焘、张申府这“二张”
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之前，一位瘦长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里拜访过陈独秀了。
这位二十七岁，来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
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已经结识陈独秀。
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返回湖南的途中，曾于一九一九年初来过上海。
这一回，是他第二次来上海。
即是他又一次去北京之后，再回长沙，在一九二○年五月五日路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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