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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军制，给了他们近乎超然的地位与待遇，同样对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摆在台面上的限制，台下怎么做是一回事，但谁敢在台面上搞形成规则共识的事情，则将面对来自上下的挤压。
另一方面，刘文济的系列操作，也都在既定规则之内，并没有动摇勋贵们对军队的主导地位。
总不能期待每个皇帝都如康宗一样吧，而由平康时代走向端拱时代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并且，是臣子去适应皇帝，这是由强势皇权决定的。
端拱三年春，许昌王、中书令刘曜上奏，安南王刘文涣薨于交趾。
刘曜，世祖皇帝幼子，母周宜妃，生于开宝十九年，初封韩公，康宗继位后晋爵许昌郡王。
前者，以刘继昌落马遭贬，依常例选宗室入政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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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山，仍为其所拒，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刘昭，不出意外，刘昭也选择婉拒。
二王悉拒，不得已之下，刘文济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
世祖诸子，除了赵、燕两大亲王之外，在京的只剩蜀王刘晅以及许昌王刘曜了，最终，在一翻考察之后，刘文济敲定以许昌王刘曜入政事堂，拜中书令，同时监管理藩院，除了平衡朝局之外，主要搞外交，尤其是与四方封国、藩属之间的交往联系。
“安东事件”
仍未调查清楚，但不论真假如何，都给了刘文济一个警醒。
随着这一年加强对各藩国的关注，获取众多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之后，刘文济也意识到，血脉相连的帝国与诸封国交流频繁，但正在往正常的“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发展。
这种趋势，作为中央帝国的皇帝，刘文济心中很膈应，那是一种事务脱离掌控的不适感，但是面对这种趋势，他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审慎分析，理性对待。
封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域外封国，却仍是一个新鲜事务，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相处，若宥于旧眼光、老故事，必然会出问题。
安东国状况不断，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与体现了。
事实上，刘文济心中也清楚，中央帝国与诸大小封国之间关系往来，必需有一套更实际、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规则办法，使之走向正常化，否则，只会在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拉扯中，渐行渐远。
地域上的距离，本就让世祖之后皇室宗亲间的情分难以长期保留，利益二字或许冰冷，但对双方而言，却可以让各自冷静理性地对待双方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份关系的发展走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以帝国中央的意志为主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刘文济对许昌王刘曜的委任，是寄予厚望的，实权也很重，同时，刘曜的年纪（比刘文济还小五岁）足以陪他一起构建一套更进一步的新宗藩体系。
当刘曜向刘文济汇报安南王刘文涣之薨时，也是一次对尚在形成中的“新宗藩体系”
的实践机会。
不过在此之前，礼节人情还是要先讲的。
回京夺位失败后，刘文涣于端拱元年初夏，便再次黯然离京，南归封国。
在途中，就染上了肺疾，回到安南，久治不愈，终于三年春离世。
刘文涣的一生，多少带着些悲情色彩，他出身高贵，才智不凡，胸怀大志，或有孤傲之时，少有松懈之日。
少年时期，是世祖疼爱的千里马，青年时期也是太宗寄予厚望的皇长子，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遇人不淑，宏图大志，尽成一空。
当然，刘文济这个对手对他的影响，比表面呈现的要大得多。
虽然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直接面临竞争，但一出手，就直接踩着他的肩膀登上至尊之位。
悲情固然难免，但堂堂的安南王，也难让人同情，因为天下没什么有资格去同情他。
人生最后的一年多，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大抵也是刘文涣活得最清醒、最从容的一段时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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