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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揭露了这个秘密的真相，原来犹太人途经中欧秘密地到巴勒斯坦去的活动是由“哈加纳”
所组织的；但当时韦茨曼在美国谴责摩根的讲话“显而易见是反犹太人的”
；世界犹太人协会美国分会主席拉比斯蒂莎·怀斯宣称，这篇讲话不仅有最恶劣的纳粹的味道，而且令人回忆起虚构的“郇山元老议定书”
；犹太电影明星埃迪·坎托在《纽约时报》上用两栏的广告地位刊登了以“我以为希特勒已死去”
为标题的文章，谴责摩根；还有无线电台评论家沃尔特·温切尔宣称，“在端庄有礼的美国人能够再次对英国表示怜恤同情之前，英王陛下的政府必须摒弃这位将军，剥去他的军装。
不甘心被喧嚣的美国舆论所胜过，世界犹太人协会的伦敦政治秘书宣告：“摩根将军断言欧洲内部存在着一支犹太秘密军队，旨在撤出大批移民并送往巴勒斯坦，这不仅纯属捕风捉影之谈，而且显然是想要过早判断英美调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
这种非难低毁是提不出证明的，是不能使人民信服的，而且也象所有这类论辩一样，只能是适得其反，叫那些诋毁制造者自食其果。
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六名美方成员和六名英方成员中，有三人后来发表了个人的论述，以及几次公开会议的记录，他们都变得赞向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了。
工党党员理查德·H·S·克罗斯曼系《巴勒斯坦使命》一书的作者，为了献身于政治，他放弃了大学职务，于1945年进入国会。
他在委员会工作时期所写的日记，有一部分就摘录在他那本书中，这些材料正直而透彻地分析了引起他个人思想变化的那些反应，使他的《巴勒斯坦使命》一书具有特殊的价值。
《在丝幕后》的作者巴特利·C·克鲁姆是旧金山一家公司的法律顾问，也是一个“战斗的自由主义者”
；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始终如一和不加批评的同情，以及他对英“帝国主义”
的不信任，对国务院所采取的据说是亲英国的策略的不信任，使他成了一个不及克罗斯曼那么可靠的记者了。
詹姆斯·G·麦克唐纳博士在1935年辞去了国际联盟德国难民救济工作高级专员的职务，以此表示他对国际上处理这一问题态度摇摆不定的抗议；以后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
1948年杜鲁门总统选中他为美国第一个出使以色列的外交使节。
委员会中其他英国成员（英国方面由一位高级法官约翰·辛格尔顿勋爵率领），不论他们政治上如何忠诚，思想上却普遍有所怀疑，他们大部同意达成一个不致严重干扰英国在中东的地位的协议。
值得重视的是，外交部委派的两秘书之一，便是哈罗德·比利，他早期编写的《国际事务概览》一书对战前巴勒斯坦问题的演变所作的评价，曾遭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抨击。
辛格尔顿以外的另一位主席，即美国方面的首席代表联邦巡回法庭法官哈奇森，是一个不落陈套的得克萨斯州人，他在自己的工作经历中流露出对处境困难的外侨的同情，他把自已描绘成一个“信奉《旧约全书》的基督教徒”
，因此，在他的同僚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本能地对英“帝国主义”
感到不满的，还有一个美国犹太记者指出，总统对美方成员的遴选，普遍地受到赞赏。
美国成员之一的威廉·菲利普斯，战时曾任罗斯福总统驻印度特派代表，他过去没有接触过阿拉伯世界，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当美方提议谘询调查应在华盛顿进行时，英方感到有些“烦恼和猜疑”
，认为从工作一开始，他们就会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全力冲击”
。
可是据克罗斯曼称，委员会美方成员中那些头脑比较客观的人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极权主义”
要求，也感致震惊。
克鲁姆后来记载了（如他当时所报道的那样）他在华盛顿，也在委员会跨越大西洋的航程中，听到国务院的代表们以及英国外交部哈罗德·比利对他的告诫而感到惊奇，他们认为委员会不可能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去考虑同巴勒斯坦与犹太难民有联系的种种问题，相反地，委员会所要作出的是必须在某一地区付之实施的决议，而这个地区早已是大国强权的争夺中心。
事实上，苏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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