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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利科然后两次询问里宾特洛甫，德国方面难道没有意思要“挑动”
波兰动手吗。
里宾特洛甫明确地宣称，元首“无意挑起一场会酿成全面战争的冲突”
。
并且说，无论如何，如果德波关系变得更坏，意大利将随时获得通知。
（阿托利科评论说）要里宾特洛甫作出明确的结论是困难的。
事实是，他除了自己的看法外什么也看不见——这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看法，他只看到一种完全有把握的德国在每一领域和对一切外来者的胜利。
他今天的深信不疑，就好象六个星期或六年以后那样的充分。
对于其他一切事物他是两眼模糊完全看不清楚的，只好依赖元首的智慧和天才了——不过我想，他实际上是对的。
如果我自己对元首缺乏信心，我将会不仅仅是心神不安，而是简直要惊恐万分了。
……总而言之，我想，就目前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如果我没有这种信念，我将要求去亲自会见元首。
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同希特勒交换一下意见是唯一有点用处的事情，但那是专门属于我们的领袖的禁区啊。
里宾特洛甫建议以8月4日作为勃伦纳山口会晤的日期。
齐亚诺（他对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会晤并不感兴趣）于7月9日答复说，除非迫切需要立即举行这次会晤，他宁愿把它推迟到9月份，并选择意大利北部的某个城市作为会晤地点以代替勃伦纳山口。
7月11日，阿托利科给罗马发去一封紧急请求信，要求接受德国的建议，立即举行两位独裁者的会晤而不再拖延。
他的信念是，希特勒在采取不能挽回的行动以前，希望会见墨索里尼，而且德国人之所以建议以8月4日作为会晤的日期，是因为在波兰公路变得泥泞难行以前，这是让德国人还来得及在波兰境内打一个战役的最后日期了。
“因为元首希望（他也确实希望）避免一场全面战争，因此就期望他也能避免可能会酿成一场全面战争的每一件事情，这种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错过了磋商的机会，希特勒很可能会径自作出一个不可改变的决定，到那时再要使意大利的外交能够劝阻他就为时太晚了。
这封写给内阁秘书长安富索的信，由他呈交给墨索里尼，因为齐亚诺不在。
7月13日，里宾特洛甫从萨尔茨堡打电话给柏林，询问有否收到罗马的答复。
7月15日阿托利科终于能够去告诉希特勒说，墨索里尼已决定于8月4日在勃伦纳山口同元首会晤。
齐亚诺返回罗马时，已不能改变墨索里尼的决定了，但是他仍然并不认为，危机已迫在眉睫。
他多少有点被阿托利科7月11日的信件打扰得心绪不宁，信中预测德国对波兰的行动不会迟于8月10…15日；来自意大利驻布拉格领事的德国部队调动的最初消息也使他感到不安。
但是他以下述的做法表示了他对阿托利科的不满：他把递交德国政府的意大利建议，不直接送给阿托利科本人，而是交给齐亚诺的连襟、驻柏林大使馆参赞马季斯特拉蒂，并通知阿托利科要带领马季斯特拉蒂一同前去。
建议注明的日期是1939年7月24日，它是用墨索里尼的名义以第三人称写成的。
在前面开始处有这样一个声明：如果希特勒认为打一场战争的适当时机现在果真已经到来，意大利将百分之百地表示同意；如果德国被迫动员，意大利将于同一时刻采取同一行动，因为它衷心愿意以全部兵力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这个冗长文件的其余部分充满了主张推迟战争的论据和另一种选择的建议。
被提出来的推迟战争的论据是：如果德国在但泽采取行动，不仅波兰，而且法国和英国也会参战；从战略和战备角度来判断，时机还不成熟；西班牙现在不可能重新拿起武器了，但以后能够而且会站在轴心国一边作战的；现在已不能用出其不意的袭击来制胜民主国家。
因为两个独裁者受不了让他们的勃伦纳山口会晤显得毫无结果，墨索里尼建议，他们应当提议召开一次由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波兰和西班牙六国参加的欧洲会议（这样就把俄国、美国和日本排除在外），或许再加上一位代表小中立国家之一的观察员列席。
这一策略将打乱各民主国家的舆论，可能会使它们强迫波兰对德国的要求作出让步，而且，无论如何，如果战争日后终于爆发，也将使轴心国家处于有理地位，使民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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