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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能在德国与波兰就但泽割让给德国的问题举行直接谈判这种情况下才办得到。
洛雷因概括这次会见中墨索里尼的意见是：“（1）和平解决能够实现和战争得以避免的唯一基础，是波兰默认但泽并入德国，（2）如果英国为但泽问题而站在波兰一边战斗，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战斗”
。
墨索里尼的这一令人沮丧的回答使洛雷因觉得，英国政府除了保持一种“无声威胁”
直到武装力量的平衡明显地转向对轴心国不利时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
在7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决定不采纳两周前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高级专员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即可以请墨索里尼出面倡议在但泽再维持现状一段时间以待缓和的实现。
英国大臣们觉得，如果墨索里尼“要避免战争，毫无疑问他会尽一切力量来对希特勒元首做工作的。
由我们自己来对他作进一步的直接接近，将冒被错看成为软弱的巨大危险，此时的一项要务看来就是要使独裁者们牢牢记住这个国家是说话算数的。”
不过，在以后几周内，国际局势迅速地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
在但泽进行的“照会战”
，德国军事准备的增加，对波兰人迫害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谴责，英法两国与俄国的会谈遇到困难，德俄两国即将建立友好关系的种种迹象——所有这一切发展合在一起，使英国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管是多么小，来避免战争的发生。
到8月的第三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意大利不愿意而且也没有准备好去追随希特勒走那条他似乎已选定的道路，这就使得对墨索里尼再作一次接近完全有了理由。
齐亚诺8月11日在萨尔茨堡会见了里宾特洛甫，12日又在贝希特斯加登见到了希特勒。
齐亚诺事实上是带着墨索里尼的这样一些指示去见他们的：他应当“坦率地通知德国人，我们必须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因为那将不可能使冲突局部化，而一场大战对每一个人都将是灾难”
。
说这就是墨索里尼的态度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伦敦的外交部。
齐亚诺没有能完成他的缓和局势的使命；他怀着一种对于希特勒态度的僵硬和没有能约束他不去夺取但泽和向华沙进军感到惊恐的心情回到了罗马。
最近对洛雷因采取了一种更加友好的对待方式的齐亚诺，8月17日告诉他说，但泽问题“需要一个马上的和决定性的解决办法”
，和“局势已非常严重”
；他答应随时同洛雷因保持接触，如果他在任何时刻觉得英意磋商将有助于保持和平，他就会去请洛雷因过来。
几天前，亨德森在柏林已经把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转给了外交部，意大利大使那时正要到罗马去。
这个问题就是，张伯伦是否愿意“与墨索里尼先生协同一致有所行动，如果后者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话”
。
在8月18日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洛雷因时，外交部指示他等待来自意大利方面的接近，但应“转达这样的印象，即陛下政府十分重视英意合作，如果这种合作能够实现的话”
。
不过，在其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哈利法克斯决定不要把主动权让给意大利人。
8月19日在考虑由张伯伦写给希特勒一封私人信。
哈利法克斯则认为，“为了鼓励墨索里尼不要放弃他的约束（德国）的努力”
，应该同时在罗马也作出“某种努力”
。
因此，他给洛雷因发了一封电报，要他立即转交墨索里尼。
电报再一次强调，德国如企图把一项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强加给波兰，结果必将导致一场英意两国处于互相敌对方面的战争。
一项“通过德国和波兰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谈判而达成的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
，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显然是难以办到的，“最重要的事”
是“应该有时间来改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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