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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各自据有一个大国要求划归给它的领土和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划归给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的处境显然都比南斯拉夫危险。
因为后者只据有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归还的领土。
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的半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就已遭到清算了。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尚不如波兰那样危险，因为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的三个国家中——即德国、苏联和立陶宛——两个是大国。
由于非常短暂而又异乎寻常的历史条件的凑合，波兰得以同时对这两个大国进行掠夺。
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靠着牺牲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帝国和霍亨索伦帝国而建立起来或扩大了的后继国家，在德国被人恶毒地称为应时而兴的国家（意思是说过了一个季节就要覆灭的国家），以与国运绵长的国家对照。
两次大战之间在东欧诞生的一批应时而兴的国家中，波兰具有最极端形式的典型特征，并且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命运具有巨大的影响。
1939年3月，波兰拥有的疆界是德国和苏联都难以接受的。
这两个毗邻大国中的任何一国遇到机会，必然会坚持要求重新划分它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一部分边界。
然而在其他方面，波兰同这两个邻国利益的冲突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波兰和德国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除非将前普鲁士领土波兹南（又名波森）和波莫瑞（又名波兰的波美拉尼亚或者“波兰走廊”
）包括在波兰疆界之内，否则波兰人民就不可能在波兰国旗之下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并且同样地，除非将前普鲁士领土但泽在政治上和德国分开，否则重新统一的波兰就不可能拥有通向海上的有效通道。
因此，对于这些重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波兰不可能，到头来也没有同德国达成妥协，而从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波兰达成永久性的妥协也同样是绝对办不到的。
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德国第一次使柏林周围、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方和东普鲁士的外围飞地连成一片。
从那时以后，德国前前后后的帝国主义者，从菲特烈大帝经过俾斯麦到希特勒，都野心勃勃，要使介乎其间的这片领土不仅在政治地图上是属于普鲁士的，而且在人口方面也是德意志的，不是波兰的。
换句话说，德国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心愿，不设法兼并波兰的一半心脏地带，以巩固德国民心所在的民族领土。
反过来，波兰也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愿望，即在政治上和人种上使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分开，以保证波兰的民族统一和自己通往海上的通道。
虽然波兰和德国的领土争端陷入了这样一种僵局，波兰和苏联的领土争端却不是生来就难以解决的。
在涅曼河立陶宛民族领土的南端和喀尔巴阡山斯洛伐克民族领土的东端之间，有可能划定一条较为准确的人种分界线，西面主要是波兰人定居的地区，东面则主要是自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定居的地区。
如果波兰和苏联接受这一人种分界线作为它们之间的政治疆界——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制定和约时期英国政府拟定的所谓寇松线一样——那么双方之间就不会出现难以调和的局面。
居住着乌克兰人的一些孤立地区将置于波兰的管辖之下，而一些远隔在外的飞地上的波兰人则将归苏联统治；遭受最大损失的，是一些拥有产业的波兰地主，因为他们的土地上居住着大批乌克兰农民和白俄罗斯农民。
但是双方将要蒙受的损失在规模上是相仿的，而且对任何一方不会是无法容忍的。
这些情况清晰地说明了复兴的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和约时应当遵循的政策。
一位波兰的俾斯麦（如果这一矛盾的提法在想象中是可以成立的话）在1919年到1920年间就会毫不犹豫地从暂时战败的德国索取这样一些领土条款。
这也就是当时波兰的现实政治家们事实上在那个有利的时机成功地向德国索取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为波兰招致了难以平息的德国仇恨。
然而他必然会极其谨慎地避免同时招致暂时战败的俄国难以平息的仇恨。
所以他不会利用这同一有利时机从俄国攫取那些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定居的领土，波兰可以没有这些土地，而不致对它的民族福利造成严重的损害，可是从俄国方面来说，则不能期望它会永远放弃这些领土。
不幸的是，在1919…1921年这一重大时期中事实上决定波兰命运的、负有历史使命的波兰政治家们，却缺少俾斯麦的两个主要长处：节制和远见。
波兰人不顾英国政府的反对和警告（几星期前，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当波兰的处境最为不利时，他们曾经打算接受英国政府的斡旋），在政治上利用了战局的一次突然而来的转机，迫使苏联接受一条波苏边界——这条边界线划在根据人种分界线而制定的寇松线以东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从而使大约四百五十万马克兰人和一百五十万白俄罗斯人属于波兰管辖——因此，只要这条边界线不改变，就决不可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信任和合作。
既然苏联和德国的复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波兰将里加界线强加于苏联，就不啻宣告自己是一个应时而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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