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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困境看来较之1918年后魏玛共和国的处境要严重得多。
然而到了1955年，它却证明是西德赶上1871年到1914年间第二帝国经济繁荣的大好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历史将在本《概览》的另一卷中加以叙述。
本卷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这篇导论里，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局势为德国人民的一个领导人所提供的进行侵略的机会，而这个领导人确实也具有抓住这种机会的天才和诡诈。
这一机会的到来部分在于那幅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政治地图，部分则是由于两次大战之间希特勒对之抱有复仇意图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心理状态。
1919年到1921年间，解决欧洲领土问题的决策人如同1814年到1815年间他们的先辈那样，谋求同时达到两个判然不同的目的。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虽然历史家在事后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他们为了达到其中一个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将妨碍另一个目的的实现。
在这两次和平解决的办法中，目的之一是防止一个强大的侵略国家再次进行其统治世界的尝试，它是在受其威胁的邻国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才被击败的。
另一目的是，根据在一项原则指导下制订的一个前后一致的方案，重新绘制欧洲的政治地图——它上面的旧界标由于侵略者新近进行的征战已经消失了。
第一回，不久前出现的侵略者是法国；第二回则是德国。
第一回，战胜国的政治家们谋求实施的原则是“正统性”
；第二回则是“民族自决”
。
“正统性”
是指一个王朝在相当于（纵然不是完全相同于）它在1792年到1815年的战争前统治的领土上恢复其统治的权利。
“民族自决”
是指一个民族建立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国家应包括本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国民，至于其他民族的人民则应限于最低规模。
这两回，都忠实地遵循着指导原则，其真诚的信念是，这项原则本身是公平和正确的，因此有助于实现安定与和平。
因此，在这两回，这两个目的当时看来不仅是和谐一致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两回的结局表明，和平解决的设计师们制订的原则经受不了下一个重要历史过程中它将遇到的严峻考验。
另一方面，指导原则在这两回中的失败给信赖这项原则的列强带来了灾难，因为这项原则的破产为侵略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正统性”
这一原则在1814…1815年和约签订后的五十五年中日益不得人心，从而使普鲁士和撒丁有机会肢解奥地利。
“民族自决”
这一原则在1919…1921年和约签订后的十八年中运用得不能令人满意，从而使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有机会肢解法国。
1919…1921年间在东欧实施的民族自决原则，在三十年代中被那里的新“极权主义”
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正如同王朝正统性的原则于1848…1871年间在意大利和德国被民族自决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一样。
在这些新的形势下（缔造前述和平条约的人们没有预见到这种新形势），和约缔造人绘制的地图每一回都为新的侵略者所利用了。
梅特涅把莱茵兰给了普鲁士，把热那亚给了撒丁，目的在于把这两个国家建成保卫哈布斯堡王朝的堡垒，以便防止法国未来可能发动的进攻，结果竟然牺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而替俾斯麦和加富尔为实现德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的民族统一开辟了道路。
1919…1921年和约的制订人授予西边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以及东边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些小国（以前处于哈布斯堡帝国、霍亨索伦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统治下的一些小国）以独立主权，结果替希特勒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东欧以及几乎整个西欧的主宰。
希特勒称霸的时期虽然不长，却有时间去做不可胜计的坏事。
虽然民族自决这项原则给了希特勒发动侵略的机会，这是1919…1921年间领土解决办法的制订者所未曾预见到、或许还是不可能预见到的；但是即使他们目光能看得较远，他们也不大可能根据任何其他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
领土问题的解决，如果希望不只是窃贼之间的一项公约的话（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订立的公约，以及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帝国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为瓜分波兰而订立的各项条约），就必须根据一项公认的、广泛赞同的原则来进行安排。
1919…1921年和平条约的制订人如同1814…1815年的前辈一样，是一些有道义原则的人，虽然象那些前辈，诚然，象大多数其他政治家那样，遇到那些原则同本国的私利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未能十分正直地贯彻他们的原则。
在1919…1921年间，由于若干原因，民族自决的原则是势必要采纳的。
根据1867年的奥匈妥协，哈布斯堡王朝下的一些民族被撇在或安排在附庸的地位，它们的不满就成为后来所进行的那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
塞尔维亚人是一个遭到哈布斯堡王朝和毗邻的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分割的民族。
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引起欧洲火药库爆炸的火花，而使英国不可避免要介入这场战争的事件则是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
比利时人民于1830年维护了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利；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它的中立于1839年得到了欧洲所有大国的保证。
因此在1919年，审慎和正义似乎都要求满足迄今尚未满足的民族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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