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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偿还和折旧基金的再投资，三十年代工业生产能力的质量构成有了很大的提高。
用上述手段在美国的大型工厂中引进了传送带，最重要的是安装了高效的原动机，如用电动机取代了蒸汽机，都是这一时期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正如一位对美国情况有识见的观察家所指出的，“＇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由于增加使用机械能……机器的改善和使用它们的技术的提高。”
这种生产率的提高仍然是潜在的，它没有反映在更高的总产量上，而完全转化为劳动“人时”
减少了百分之十五。
结果在三十年代位于繁荣顶峰的美国象法国一样，拥有更多的生产储备，既有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又有未充分雇用的人力，这都比二十年代繁荣顶峰时要多。
联合王国生产率的高度增长，主要是由于工厂的内部凋整和净投资的增加。
到1937年，就业水平已经超过了1929年；但是劳动时间既没有象日本那样增加，也没有象法国、美国和苏联那样减少，所以生产率的提高完全反映在总产量的大量增加上面。
在所有的大国中，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率的提高最少。
两国的就业状况超过了二十年代的巅峰，结果是，合适的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原料供应的不足都使劳动效率受到不利影响。
意大利从1935年起劳动效率开始下降，但是由于减少劳动时间（这很明显地增加了意大利工人的个人劳动强度）使它未曾下降到1929年的水准以下。
不过，用这种办法扩大就业的结果是，由于更充分地利用工厂而发生专门设备短缺，从而加剧了现有技术工人和材料的匮乏。
另一方面，德国的劳动时间仍没有改变，而新的投资直接受到控制。
确实——而这是解释纳粹德国经济复苏的最重要的一点——直到1937年年初，对工厂和设备的总投资还不足以维持工业生产能力，所以1929年以后每人工时生产率的较小提高，主要靠折旧费的再投资。
虽然1937…1939年的三年中工业净投资达二十二亿马克，但是这不足以使1929…1936年的八年间工业投资减少达二十六亿马克的情况得到弥补，而后来的投资肯定不能立刻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新投资的迟误就意味着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超过了通常的工作水平。
“过去的机器通常只工作一个或两个班次，而现在＇1938年＇却常常实行三班作业；如果停顿的话，这只是短暂的间歇，用作现场维修和必要的零配件保养。”
不论有些统计数据多么可疑，根据这些数据作出的主要结论还是有效，即使后来试图作了还要精确些的统计。
大体说来，与1929年相比较，三十年代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英国略有增加，而在日本和苏联大有增长。
在其余四个国家中则没有增加。
在就业状况即将达到生产潜力的限度，即现有生产能力所限定的程度之时，每人工时生产率的提高在那些工厂和设备净投资相当多的国家（苏联和日本），要比那些不这样做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更为明显。
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加上每人工时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苏联、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1929年到1937年间制造业产量的提高。
在上述四国中，为生产能力所制约的“潜在”
经济力量，多多少少地得到“实现”
。
这就同法国和美国的情况形成尖锐对比，这两国生产率的提高完全表现在两国人民闲暇时间的增加，而在1937年两国的“潜在”
力量同“实现”
的力量之间还存在差距，由于产量重新收缩，这一差距在1938年又进一步扩大了。
上述生产的不同发展完全改变了大国制造业力量对比的模式。
1937…1938年与1929年相比，或与萧条的1932年相比，各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份额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如表IV所示。
表IV 相对的制造业力量（世界产量=100）
年份 美国 苏联 德国 联合王国 法国 日本 意大利 七国共计
1929 43。
3 5。
0 11。
1 9。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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