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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较老的工业国家把机器出口给世界的其余部分就是在破坏出口国自己的长远利益，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斯彭格勒指控西方人民把他们的技术传给亚洲人，说那是在背叛他们自己的文化并为西方世界不可避免的衰落铺平道路，这种说法难道没有某些正当的理由吗？
总的说来，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是不足的，不过，从成熟的工业国家的经历来看，却也并不叫人宽心。
它们是否会逆流而行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过去从国际专业化中得到过巨大的好处，而它们现在也没有保护它们原先的技术垄断的手段。
某些当代的观察家评论说，随着紧挨西方世界周围的开放边疆的消灭，随着开放空间的填补完毕，人同物质自然界的斗争必定要被竞争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政治斗争所代替。
这个结论过分悲观。
但变得明显的是，工业基础巩固的国家正象它们现在这样，面临的局面是从前不断打开新市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国内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固定不变，以及外国在它们的国内外市场加强竞争的威胁，因而它们会被迫接受在其工业中作非常痛苦的调整。
它们缓和这些调整的一个权宜之计便是采取保护措施。
可是结果是，旨在便于有秩序的调整而征收的关税，象那些旨在保护年轻工业而设立的关税一样，往往蜕变为保护低效率的工具。
某些国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目的是直率宣布的。
早在1930年国际行为准则彻底崩溃很久以前，德国——以及其他某些工业国家——通过一些蓄意采取的措施，从关税到补助金都有，企图为它的经济保留一个广阔的农业基础。
工业国家的这种政策在许多农产品生产领域提高了生产率的同时，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
虽然在1927年和1933年之间贸易条件变得对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非常有利，但只有农业在其经济中是个最小部门的国家英国才充分得到了这个好处。
在象德国那样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国家里，根本就不想以任何有秩序的方式去拆除支撑农业的人为支架。
相反，出于政治原因，农业得到更多的援助，尽管这些工业国家里的贸易条件的有利趋势部分地一直维持到1937年。
显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对世界贸易是具有抑制影响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贸易条件已经变得对包括苏联、意大利和日本在内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不利。
所以这些国家现在用一切可能的刺激手段去促进它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
在苏联——但日本不是这样——工业化的同时是伴随着进口量的下降的。
加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业化是经过有意计划要实现自给自足的，所以世界生产和世界贸易之间的差距便不可避免要扩大了。
然而，经济民族主义除有政治根源外，也还有真正的技术方面的根源。
这就是说，世界贸易的相对衰落虽然多半要归咎于垄断的“压力集团”
对政治家们施加的影响，但把经济民族主义轻率地说成完全是根据荒谬的错觉提出来的，则过于简单了。
主张世界范围的专业化和交换的论点所依据的是，物质资源、人类技术和资本储备向来分布得很不均匀这一事实。
但是，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正是这些曾经造成了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条件在不断变化中。
例如，在美国或德国获得的技术知识很快也就可以在俄国或日本得到。
不同国家之间工人技术的差异在工业化扩展和教育普及的同时趋于消除。
而且，由于现代电力技术和化学方法的进步，某些或以活的有机生命为形式或以有机生命的化石产品为形式存在的自然原料资源，因其甚为稀少，或只有少数地方才有，或多或少被用比较丰富、比较易于得到的非有机物质制造的新的人工合成材料所代替，这也减少了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依赖。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我们便可看出一个总的趋势，即制造品成本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从国际专业化和交换获得的经济收益在减少。
就经济民族主义中这个真正技术性因素所起作用而论，它确实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贸易停滞的部分原因，但还有两个因素意义更重大。
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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