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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近几十年中人口增长的差异，1939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战后的异常情况下，远东的日本本土、欧洲的意大利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还有德国，它们的原料资源从长远观点看将支撑不住象美国或苏联那样的累进的发展。
但是，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统治者蓄意增加的人口压力本是一笔负债，然而却以精力旺盛而又年轻的人口形式成了一笔资产，因为年轻的人口中储存着服兵役的适龄男子，这对于执行野心勃勃的领土侵略政策可能会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1939年的世界经济结构以及不同大陆各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世界贸易的发展形成的。
正是对外贸易的作用支持了发韧于西欧及美洲东部那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由于私人企业的首创精神，资本主义制造业中心的兴起逐步改变了濒临北大西洋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
农业作为就业的一个领域相对衰落，而在农业活动收缩的同时，对遥远地区的农产品及工业原料的需求增加了。
西欧和美洲东部的制造业中心愈是工业化，它们在自己国土内的农业和矿业资源就愈来愈少，对更遥远地区的依赖就愈大。
在这种内部发展以及随后的对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有愈来愈多的“开放边界”
被越过，亚洲的人口稠密地区以及美洲大陆和大洋洲人口稀少的领土被打开。
世界经济的金字塔在高度增加的同时也拓宽了它的基础。
但是贸易的这种从最早的制造业国家作离心方向的扩张，创造了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的外围建立新的工业中心的有利条件。
因此，世界贸易的扩大和加强刺激了比较遥远的国度的工业化和经济结构改革。
随着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实行了工业化，这些国家也就开始在它们相对说来占有成本上最有利条件的那些生产行业中实行专业化。
大体说来，效率上相对差别的存在意味着每个国家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因而在这种自由国际交换制度下，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或是其中的个别国家，其经济利益往往是朝同一方向发展的。
但还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这些力量使得从世界贸易体系得到的好处分配不均。
这里只能谈一谈几种这样的力量。
在晚近阶段才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而且仅仅依靠私人企业积极性的国家发现，要建立那些它们似乎拥有某些“天然优势”
的工业并非易事。
较老的国家有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臻于完善的运输、信贷和销售组织，因而能吸引它们的“天然优势”
根本不算最好的那些较新的工业。
正如皮古所说，在自由贸易制度里，基础巩固的工业国家的有利条件要比新来的竞争者多千种，而如果听任事情“自然”
发展，那末年轻国家的“潜在”
力量的开发也许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民族经济的利益而实行保护贸易制度便有了强有力的理由。
在某些年轻的国家里，私人企业由于缺乏资本，不能开发潜在的生产资源，国家就担负起企业家的职能，而不是仅仅为私人企业维持秩序了。
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
有人谈到十九世纪后期日本的纺纱工业时说，“政府是这一工业孜孜不倦的革新者。
……在提供资本方面，国家占主要地位；实际上当时所有引人注目的扩张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国家提供资金的。”
一般说来，如果由于国家的刺激，规模较大的生产最终提高了效率，那末对于国际专业化和合作是没有害处的。
但是生产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生产率，抑或仅仅是为了威望和军事目的，则很难区分。
许多欧洲国家的工业是在本来会经受不住公开的国际竞争考验的两次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
美国和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能够生产汽车、打字机和化学品，而且在较低的价格幅度上具有相当的质量。
但是尽管日本工资标准低得多，还是要有高度的保护措施，才能防止同类的美国产品完全统治日本市场。
这是一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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