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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选举是建立纳粹政权后的第一次。
“我们在普鲁士必须再赢得十个席位，而在帝国要再赢得三十三个。
如果我们全力以赴，这并非不可能做到。
只有在那时，反共的第二次行动才能开始。”
但是，等待相对的力量积聚到最大的时刻再进行打击，这条实力顶点原则构成了他的对外政策的基础。
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他把1943…1945年规定为标志德国权力的顶峰的年头。
“照我们看来，从此之后能预料的只是往坏的方面变化。”
到了那个时候，同其他强国的反措施相比，德国的战备将已达到最高点，而德国武器装备可能过时的危险将会增长。
“征募后备役军人只限于当时的那一档年龄的人；进一步从年龄大些，缺乏训练的那些人当中征兵不再有效了。”
随后的任何一年都能给德国的食品供应带来危机。
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所造成的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所造成的危险，“＇纳粹＇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老化”
，都意味着走下坡路的趋势那时就要开始。
“今天，没有人知道1943…1945年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如果元首现在还活着，至迟在1943…1945年，他的无可改变的决心就是要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
正是在这一年份限制之内，由于抓住有利的意外事件，诸如法国的内讧或是法意之间的战争，军事行动的时间可以提前。
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他的司令官们说，欧洲局势中的一切因素目前都有利于进攻波兰。
“对干我们来说，不难作出决定。
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只会有所得。
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局限性，我们不能支持到几年以上。”
随着波兰的倾覆，力量顶点看来是明显的。
“时间有利于我们的对手，”
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说。
“现在有一种力量关系，它对我们永远不能比现在更为有利，而只能恶化下去。
……今天我们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势。”
也许这正是希特勒政策的缺陷，根据其自身的原则，在利用有利机会与等待德国力量的集聚超过其敌人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表现出愈来愈倾向于前者，长期以来他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使他的判断的敏锐性减弱，而赌注加倍的趋势则是一种充满动力的政策所固有。
一个侵略性国家往往独立行动，除了根据自己的条件，它对于同其他国家实行合作总是谨慎小心的；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就是双边性的，而非多边性的。
“为君之道，以不受制于人为上策。”
象拿破仑一样，希持勒的目的是同每一个国家单独打交道，而且避免全面谈判。
他对哈利法克斯说：“他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会谈的狂热敌人。
他决不让自己被那些认为每三个月就该有次会谈的政治家们拉进这种程序中去。”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是他外交行动合乎逻辑的开始；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毁弃洛迦诺条约；除了他自己发起的以外，他拒绝参加任何别的多边协议。
但是，政策的独立性一旦获得成功立刻吸引了合伙人和清道夫，这就正面提出了问题，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这些关系。
自1936年德国分别同意大利缔结轴心条约，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公约以来，这一问题就是德国政策所关心的一件事。
意大利是最密切的合伙人，但是希特勒每当合适的时候，就不管它而独立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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