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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尽管南斯拉夫在这个阶段扮演的是盟国的角色，克罗地亚恐怖主义领袖帕韦利奇仍留在意大利，表面上虽然受到某种形式的遏制，但后来在1939年春季却表明法西斯政府的政策是多么容易来上一个大转变。
一旦这个政府不再信任南斯拉夫政府对德意轴心的态度，他们就会立刻开始和克罗地亚人阴谋勾结。
在西地中海，墨索里尼计划在德意轴心体制内达到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谅解。
他打算支持国民军，一直支持到共和军被彻底击败，这样便可以阻挠任何调停或折衷的和平建议。
一旦西班牙内战结束，他不想把军队留在西班牙，但他已把弗朗哥将军算作是一个可靠的“部属”
，还打算在同法国交战时和西班牙结成同盟，以便意大利可以使用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海军基地和意大利自己在那里建筑的三个飞机场。
1936年11月28日缔结的秘密条约已禁止双方同敌对的第三方结盟或达成协议，并禁止由第三方使用任何一方的领土或领水对另一方进行作战活动。
如果一方卷入冲突或集体制裁，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并提供贸易和运输的便利。
条约还规定有关互助和经济事务上合作的政策应协调一致，特别是在西地中海，政策尤应相互协调。
就这一时期来说，德国和意大利在吸引西班牙加入轴心阵营这一边是有其共同利益的，因为可以立即用它来反对英国和法国，可是（除意大利试图在轴心阵营内部谋求再保险外）种种冲突之处也许就会在以后发生，特别是在摩洛哥。
尽管轴心政策会给意大利带来种种危险和屈辱，墨索里尼还是不顾一切地终于采纳了，这与他那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又工心计又好冲动而又丧尽道德的个性是相符合的。
诚然，他确实是一个最不易被纳粹主义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的狂热效忠所能驱使的人。
对他说来，人类和理想都只有在为他自己的目的效劳或予以阻挠时才是重要的。
他自己首先承认，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从事的职业和他作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所执行的政策之间，是经常差别悬殊的。
可是，尽管他是一个那么十足的政治上的投机兵痞，掠夺成性而又不择手段，但他懂得自己的资源有限，随时准备根据其利益的需要而改变其政策。
他的这一面的性格却又往往为无法抑制的幻想和野心，深仇大恨和十分幼稚的虚荣心所淹没。
墨索里尼曾对他的一个传记作者说：“迄今为止我做了些什么呢？……这个国家必须要有秩序。
然后我才能有所作为。
然后我才能成为一个人物。
……我梦寐以求的是要在历史上留下象一头有利爪的雄狮那样的我的印象！”
他的早期斗争生活使他对教会、国王和中产阶级怀有深刻的敌意，他一生有着一种“被禁闭的恐怖”
感，这也许是他在监狱中得到或加重的。
意大利在1919…1920年和约中所受到的待遇使他对法国人终身怀恨，他也为在科孚事件中未能取得全部胜利而深恨希腊人。
他所渴望的速度与行动可以用一句法西斯格言来说明：“停止者必失败”
；他自己驾驶汽车和飞机的情况也都能说明这一点。
真正形成墨索里尼性格的许多特点，对非意大利人心目中一位伟大民族领袖出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却是意大利人看惯的，他们认为——更难以原谅的是他们还接受——他是一位典型的罗马尼阿的居民。
他肆意夸耀自己是为喜爱而喜爱暴力的；如果他的追随者比他更喜爱暴力，他便恰如其分地迎合他们而不是同他们对抗。
他在和个别对手争辩时，如果他没有占上风的把握，他倒也并不总是一味鲁莽从事，但是他很喜欢欺侮一些弱小国家的代表。
当他面对广大的听众时，他的自信心便会扩大，尽管在他认为掌声尚不够多的时候也会沉着脸离开，但一阵热烈的掌声也会给他一种对舆论的虚假概念（虽则他是群众宣传的专家）。
在他的一生经历中，不论他的情绪如何变化，有一些特点是经常不变的，他始终蔑视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他始终乐于运用从贬义上说的马基雅弗里式的政治和外交方法，他始终怀有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望。
他和大部分法西斯统治集团的人不同，他并不怎样看重财富，他对自己的家庭有真诚的感情，他的政权在公共工程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是不应抹杀的。
但是支配他的主要情绪不是要促进意大利人民的社会福利，而是要为一个神化了的意大利赢得光荣，即按这个词的最愚昧无知的传统意义来理解的光荣，而这个神化了的意大利，在他的思想上，又是和一个神化了的本尼托·墨索里尼，新罗马帝国的领袖，政冶家、军人和运动员、八百万士兵和一支蔽天盖日的空军的统帅、庞廷沼泽的开垦者和里拉的保卫者合为一体的。
对墨索里尼来说，意大利人不过是实现意大利及其领袖的更大成就的工具而已，这个工具他（至少在他晚年）越来越恼怒地发现是太不合适了。
可是，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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