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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层硬壳里面，西班牙还是象在内战开始时那样四分五裂。
无产阶级和大部分农民仍旧对新政权抱着敌对态度，只是还没有爆发出来。
加泰罗尼亚和三巴斯克省受到撤销自治的处分。
政府对被击败的共和主义者实行的报复，成为一场对赤色分子的非宗教性的扑灭异端。
民族主义运动本身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长枪党党员自己就成了一伙激进分子和“新贵”
，不久就几乎要把保守的传统主义者从政府和党的权力地位上撵走了。
君主主义者心怀不满。
军队瞧不起长枪党。
商人反对长枪党激进分子空谈理论的经济政策。
教会对政府同纳粹交往怀有疑虑。
政府被私人和各部门间的旧恨宿仇搞得四分五裂，很快便陷入贪污和无能的泥泞。
佛朗哥象历史上的古典独裁者，不象当代的施思者和示范者，他是靠军权取得政权的，如果他在这新的和陌生的领域内还表现了他的天才的话，那末也许就是他对这些政客和将军们的竞争采用了平衡办法，调整了他们的对抗作用，并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
但从积极方面讲，国内建设倒也是优先于对外冒险的。
政府引以自豪的是国家统一和社会改革的计划：佛朗哥“希望——用墨索里尼的惯用语来说——到人民那里去”
。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各自忙于糊口生活，搞黑市活动，使自己能防止或适应长枪党的新花样，伺机复仇或躲避报复。
一个共同的唯一愿望就是不要再有战斗了。
佛朗哥的胜利把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放到了一条外交链条的中间，一边连着德国和意大利，另一边连着英国。
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事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造成一种奇怪的感情一致：佛朗哥紧紧依靠轴心国；葡萄牙的政策在传统上则以联英为基础。
西班牙和葡萄牙有着互相敌视的传统，一如1707年结成联盟以前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一样，较弱的一国总感到自己的独立受到威胁，较强的一国则又周期性地要回到那种因自然地理的整体性而应完成政治上统一的倾向。
历史上唯一的西班牙…葡萄牙联盟是由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于1580年实现的，在1640…1668年的分离战争中解体。
此后，最初在十四世纪缔结的古老的英葡联盟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对英国来说，葡萄牙是对付西班牙的海上缓冲国和桥头堡，正如低地国家在英国对付法国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
对葡萄牙来说，同英国结盟乃是它的独立的保证。
历次拿破仑战争便为此种联盟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典型的例证；拿破仑战争也曾使葡萄牙的土地被他国侵占，因为在1801年的西葡战争中，西班牙人夺走了葡萄牙的边界城镇奥利文萨，尽管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中明文规定，西班牙却没有将它归还给葡萄牙。
在十九世纪，伊比利亚统一的理想再度以新的形式复活，也象在西班牙一样，成了葡萄牙详加探讨的题目；右翼致力于王朝联盟的想法，左翼则倾向于共和联邦；而同英国结盟则仍然是葡萄牙独立的最大支持。
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只有在彼此有着类似政权时它们的相互信任才有保证，而部分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政治上的摇摆往往不是同步的。
民族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胜利，创造了自1910年葡萄牙君主制度被推翻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和谐局面。
葡萄牙推翻君主制度以后使成了一个带有蛊惑性的共和国，西班牙则依旧是个保守的君主国。
1926年，葡萄牙军人革命开创了独裁主义的“新国家”
，政治上向右摆，但五年之后，西班牙君主制度崩崩溃，继起的是一个具有左倾的、伊比利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
西班牙内战一开始，葡萄牙政府就支持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反共和天主教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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