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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甚至坚称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固有革命传统的继承者，通过孙逸仙而上溯至太平天国。
“反动派要取消进步传统而保存其落后部分，我们则恰恰相反。”
我们把注意力从他们的理论转向实践，便会看到这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它们所争论的各点呈现出另一幅景象。
从他们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比他们自称的更多的中国色彩，而国民党信仰孔子的迹象却并不怎样突出。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致全力于两个当前目标，即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使农民摆脱当地农村债主的束缚。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两种行动看来是真诚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这显然是他们能在自己建立其统治的乡村地区获得当地农民大力支持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对他们恐惧和怀恨的原因。
至于国民党，自其创立者孙逸仙于1925年逝世后，接着到1928年间在国民党旗帜下从政治上重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其代价则是国民党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俘虏。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乡村地主、城市商人以及为数虽不多而已颇有势力的中国房地产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这些人在半西方化的通商城市已学会了西方的买卖花招。
这些善于算计的在最后时刻改变信仰的人就这样巧妙地掩盖了——却未能一举扑灭——孙逸仙本人所强烈向往的自由的理想火花。
孙的理想依然活跃在忠诚的少数派中间，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把他们的抱负作为国民党的正统思想，那些如今已占优势的保守主义分子则认为只要在口头上玩些花招便能挫败他们。
国民党自由思想余烬的堡垒就是那位先知自己的家庭——这时是以宋氏一家为中心，先知本人和继承其领袖职位的蒋介石都娶了宋家闺秀。
孙逸仙的儿子孙科和孙逸仙的遗孀，当时由于对他们的那位英雄的正式继任人的作为一再感到失望而终于被迫倾向莫斯科，但孙逸仙夫人的妹妹蒋介石夫人，则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主体破裂，便运用她的全部影响促使国民党尽可能沿着自由主义的航道行驶。
然而，宋家的自由主义之不象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之不象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或许还更为不象。
这种变了质的现代西方思想，在道德规范方面肯定不能有效地取代传统的中国儒家的教导。
国民党的遵孔，与其说是遵循，还不如说是破坏——这个爱新奇的羽毛未丰的政党专喜兄弟阋墙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是中国旧政权的规章法制所严加防范的。
虽然近在本世纪初旧政权还在活动，但到了1939年，它就象埃及法老和古罗马凯撒政权一样寿终正寝了。
在其鼎盛时期，它也很好地适应了一个文明社会的需要，因为那时它尚未同西方接触，因而还没有迫使自己经历工业革命的必要。
它的主要制度是职业文官体制，经过竟争性的考试，从一批具有必要教育程度的士子中录取官员。
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虽然很高，但应考人员的范围颇广，所以能被录取而当官的人才也很可观。
促使这些文官同心协作的是一种团结精神和一种当官的传统行为准则，以及千百年累积起来的大家都以此为依据的那一套“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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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统治的秘方在于避免管得过多。
象在罗马帝国初期略带共和色彩的帝政那样，听任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派驻各省的代表拥有北京授与的广泛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只要他们缴纳应交的赋税，在应付紧急事务方面不会束手无策。
但除经常发生的水灾、饥馑和民变这三大灾祸外，也很少出现其他方面的事变。
此种配合良好的治政手段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是可以处理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的，但在中国忽然进入西方世界的社会机体，因而处于所引起的又新又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难以产生往常的结果，于是这种手段也就不再被人信任了。
因此，1911年的革命把一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第二世纪的体制扫除了。
结果是，在人心动荡的1939年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不得不在空前狂暴的恶浪搏斗，连一条支持他们先人浮沉在较平静的水面上的救生带也不可得。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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