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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地区，到处都有不时爆发的不安定现象，这是不健康的土地制度的一种经常性症候。
大批农业工人受雇于私人或教会拥有的种植园，他们陷于不能自拔的债务或一贫如洗的困境中。
地主或其代理人实际上取走了全部收益。
政府也曾企图缓和这种局面，但又没有收购这些地产的大量资金，而且为菲律宾人提供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往往非其所好。
比较稳妥的改善方案还是把人口稠密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棉兰老的未开垦地区去，这已在小规模地进行了。
为了改善工业工人的境遇，与奎松总统的名字分不开的一项促进社会正义的计划开始实施了，并通过了若干法律，同时政府还在1938年租用了布埃纳·维斯塔大种植园，把它改变为进行合作试验的实验场所。
华人（1939年为十一万七千人，而1918年是四万四千人）控制了菲律宾的零售商业，凭着他们擅长于仓储经营和市场交易，还包括分配大米的垄断权和他们的信用网，他们就能够对千百万菲律宾人施加压力；后者的许多生活必需品早自西班牙统治以来便一向仰赖于华人。
尽管美国对华人实施了排外法，他们的人数还是通过非法移入而一直在增加。
菲律宾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抱的同情，因对在菲律宾的华人的行为感到不满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抵销了。
在达沃，1939年有一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社区，共有一万八千人（在菲律宾的日本人共有二万九千），占有六万公顷土地，从事大麻种植和椰干业。
日本人蚕食菲律宾群岛的渔业已到了惊人程度，以致大众群起要求绳之以法，以免这一主要食品供应被日本人垄断。
日本渔民同菲律宾当局发生的摩擦是常见的事，仅以1934年的事件最为严重。
当时一艘日本渔轮“排云丸”
上的水手，把一名登上该轮的菲律宾保安队的巡逻兵扔进海里。
日本拒绝引渡罪犯，也不肯真正赔偿损失。
在1934年到1938年这一时期，日本输入菲律宾的商品以价值计算平均为一千三百万美元（约占菲律宾进口品总值的百分之二），而菲律宾对日本的输出平均为七百三十五万美元。
这个数目不大，但到菲美“自由”
贸易结束时，情况就会不同了。
日本人用来向菲律宾人灌输其思想的方法同他们在其他地方使用的并无多大不同。
菲律宾人——记者、教师、议员、商人——的代表团在日本受到款待，而类似的日本代表团又进行回访。
著名的菲律宾律师和商人同菲律宾的日本企业有着联系。
菲律宾群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但颇活跃的团体，其成员来势不凡地展开活动，企图加速菲律宾倒向日本而取代菲律宾同美国的现有关系的日子的到来。
许多菲律宾青年在学习日语，其中至少有一名青年进了帝国军事大学。
这些活动给那些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谋划的人士增添了忧虑。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早在1908年就曾说过，菲律宾在战略意义上是“我们唯一致命的弱点”
。
日本在战前年代中的日益增加的威胁，在菲律宾的重要团体中已引起了互相矛盾的说法，即争论抑制日本是否可能和是否有此必要。
一个思想流派认为，菲律宾如果独立，便可避免卷入即将发生的危机。
这场意见分歧的结果是陷入了绝望的僵局，这就使菲律宾群岛不能作充分的军事准备。
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有一项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在菲律宾独立一旦告成之时，应于切实可行的最早日子，同外国谋求谈判，以缔结一项菲律宾群岛永久中立化的条约”
。
鉴于菲律宾群岛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那个“切实可行的日子”
到1939年的春天尚未到来，这便不足为奇了。
然而，菲律宾政府并非一事不为。
第一届国民会议于1935年12月31日通过了一项国防法案。
奎松总统对此表示支持时说明，“一俟美国撤走其善意的保护时”
，此项计划必然会产生其成果。
他说，开始和完成防御结构的发展只有十年时间了。
国防法案规定建立一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陆军：一种是大约一万人的正规军（包括兵力有七千人的菲律宾保安队），另一种是每年扩编约四万人的后备队（后备队均须集中训练五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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