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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任职的英国官员寥寥无几，他们带来了印度部队和印度僚属，缅甸人经常要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些印度人，加以国门敞开，后来印度移民大批拥入，致使在同日本交战的前几年，印度人已在缅甸总人口一千七百万中占有一百万。
缅甸的孤立状态打破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
在十九世纪后期的二、三十年中，大米种植迅速扩大，直到缅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扩大种植的资金多半由印度人提供，因此到了对日作战前，缅甸的许多稻田已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转入印度地主之手。
许多印度劳动力也都用于谷物的种植。
大米出口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英国人手里。
柚木出口增加了，石油和其他矿物资源也得到了开发，但是从事于这些工业的虽然大部分是缅甸人，资本和经营管理却几乎全在外国人手里。
由于废黜了王室，世袭地方官或部落酋长也被一批多半是由缅甸人构成的职业文官所取代，缅甸古老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了。
于是出现了一种由缅甸政府官员组成的新贵族，他们在英国人办的中学和大学里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忠于英国人和英国思想，往往同英国官员还有着私人友谊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知识阶层中那些未能跻身于新贵之列的人多半趋向律师界，并由此进入新的政治生活，那是随着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的发展而形成的。
此种人往往带着受压抑的情绪开始其生涯，接着便发现，发泄牢骚并把一切委过于英国人，乃是最容易博得公众支持的捷径。
僧侣阶层表面上还是变化不大，但僧侣们内心并不满意，而且纪律松弛。
这是因为他们的影响缩小了，他们的教育职能移交给职业教师了，英国还放弃（在不干涉宗教事务的幌子下）对纪律的管理，先前这本是缅甸国王的一项特权。
这一阶层有愈来愈多的人对政治发生兴趣，他们通常利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心怀不满的民族主义政客并反对政府。
印度势力在缅甸国民经济中的扩展，是同印度人渗入缅甸大部分主要服务行业分不开的。
在日本发动战争以前，缅甸的码头劳动力、港口管理、铁路交通、内河运输、邮政电信、医药和公共卫生服务（除护士外）、大部分零售业以及占相当比例的警察人员，好多年来几乎完全依靠印度人。
在英国人统治下，缅甸经济财富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缅甸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一想到外国的经营管理和外国的资本赚走了巨额利润，一想到国家所依靠的是印度的劳动力，这种好处就很容易被遗忘了。
一种多少带有忿恨情绪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它既刺激了英国人在对印政策中所承诺的逐步移交政权，而也受对印移交政权的刺激。
此种民族主义包含着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印度情绪的高涨，所以在对英关系上几乎无忠诚可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民大众就曾要求印缅分治，理由是两国间的社会和宗教情况悬殊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尽管群众情绪在最后时刻曾有变化，深怕分治可能意味着在走向独立方面缅甸会落后于印度，但缅甸确实还是在1937年4月1日脱离了印度，并由英国政府作出保证，分治绝不会有损于它的政治前途。
新宪法尽可能遵循与此同时授予印度的宪法的路线。
总督由英政府任命，但除两类职责外，他务须按他的部长们的意见行事。
部长必须拥有议会多数的支持，而议会是由范围非常广泛的选举产生的。
例外职责之一是有关国防、货币、对外事务等重要事项，各部部长绝对无权就此类事项向总督提出建议。
另一类赋予总督的职责主要是保护某些少数民族和若干政府行政部门，关于这些，各部部长有权向总督提出建议，但他如果认为所提建议同他的特殊职责相抵触，他有权不予接受。
事实上，总督深怕陷于宪法危机，一般是不愿漠视部长们的建议的。
被称为特区的山区也不属于部长们的管辖范围。
新缅甸的最终政治权力被危险地分割了，即使不发生战争，在种种压力下的这个宪法是不大可能长期存在的。
在分治之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许多新老政党都参加了竞选。
它们在政策上没有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它们在要求早日提高给予缅甸的自治程度方面，倒非常团结一致。
但它们的真正兴趣在于研究如何在政党之间进行纵横捭阖，从而分得最大最多的官职，人数不多的欧洲人集团对任何一个能够保持秩序、奉行明智稳健的金融政策而又不歧视少数民族的政府，都乐于支持。
值得较多注意的是德钦党或“我缅人党”
，该党与未来的发展关系较大。
德钦运动始于1930年前后。
该党带有共产主义倾向，强烈反英，以通过革命实现独立为其宗旨。
其领导成员主要是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年轻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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