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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党阵营新崛起的政治反对派又幸灾乐祸地向它发出事前警告，说要通过选举把它撵下台去，然后通过征税使它难以生存。
这个前统治阶级象其他英国人民一样，急于要竭尽全力去避免又一次大战，因为这次大战会和上次一样，不仅对联合王国的统治阶级将是一场大灾难，对整个英国和全世界也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阶级在它的光荣史册上又写下了最美好的一个篇章，这便是它在两次大战之间为恢复1914年以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顽强斗争之后，当它终于确信绥靖与热心公益再也不能并行不悖的时候，它就听凭自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
如果自我保存的本能是指导一切的本能，那末，只要希特勒肯让英国有产阶级保持他们自己的收入和特权，英国有产阶级就会让希特勒去占有整个世界了。
可是，英国有产阶级明知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却还是准备牺牲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不容许那个恶魔得逞。
这能说是自私吗？还没有见过整个阶级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而自杀哩。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加上首相的内阁同僚以及议会和选民中拥护他的人给予这一政策的支持——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它是一种人所共有并值得称道的道义上的判断同一种对严重事态估计错误的结合。
张伯伦明显地——而且显然是真诚地——害怕战争，认为战争本身在道义上和在物质上都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
在这一点上。
他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不但代表着联合王国和英联邦的各海外自治领的绝大多数人民，而且也代表着德、意、日疆界以外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甚至代表着三大侵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
可以设想，如果举行一次自由投票，不是问战争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问投票者是要他们的政府把他们投入战争呢，抑或是让他们避免这场苦难，那末，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投票据成维持和平的。
但张伯伦对希特勒政策作出估计的依据就大可商榷了。
他不愿相信离英国诸岛只有几小时飞行距离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竟然会有这么一种和他张伯伦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以致决定要为战争而发动一场战争。
加之，他从表面价值上去看待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虚伪声明，说什么他的领土要求仅限于确保在对德国有利的地方实施民族自决原则，这个民族自决原则在1919…1920年的和平解决方案中的实施只有利于战胜国，而没有公正地同样实施于会有利于战败国的地方。
即便假定——张伯伦就是这样假定的——希特勒的野心仅限于为德国取得某些至少在德国人看来也许是早该实行的公正措施，张伯伦也还是不愿意相信在这有限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是不能按常识以互谅互让的方式来解决的。
伯明翰的两个商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消除障碍而作成他们两家商号之间的买卖，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在白厅的劳工部里对私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某项争端进行排解，但是这种方式不能用之于希特勒。
诚然，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态度和意图所抱的这种见解，是关系到他的政府和他的国家的存亡，乃至世界的命运的，但他之受到责难并不是因为在判断上犯了错误，尽管十二年之后，在作者撰写本章的时候，缴获的德国官方文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个判断错误确实是异乎寻常的。
但是直到1939年3月14…15日的夜间，关于希特勒政策的底细，还是谁也没有摸透。
张伯伦在这一点上的过错（而且肯定是一个严重的过错）是，在象这样一个公开的问题上，尽管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其中包括那个后来被证明是真理的不祥的答案——在战前的那些危急的年代里已在举国上下积极展开讨论，他却对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不合口味的悲观见解故意视而不见，尽管坚持并且颇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些见解的人是在外交事务上的阅历与识见都远过于首相本人的那些英国政治家，以及在宪法上有优先权提请首相注意对外政策问题的官方顾问们。
张伯伦不仅无视和否决了这样有份量的不同意见，而且还凭着自认为是超级决断的个人信念去冒巨大的、不可原谅的风险。
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其中还牵涉有两位主要当事人的，不是别人，正是罗斯福和艾登。
1939年2月21日，艾登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提到他同张伯伦在一个与意大利无关的“极端重要的对外政策的决定”
上有根本性的分歧。
这个决定属于什么性质并没有透露，但是到了这一年的5月，一家纽约报纸刊载了美国驻伦敦记者约瑟夫·德里斯科尔的一篇文章，说张伯伦和艾登曾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6月20日，张伯伦在议会里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和艾登发生争执的消息，只是过了很久以后，事实真相才为大众所知晓。
其事如下：
1938年1月12日，艾登正在法国，伦敦收到了罗斯福的一份电报。
罗斯福就邀请某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共同探讨国际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的一项建议，征询英国政府的意见。
罗斯福暗示，如果，但只有如果该建议得到英国政府“热诚赞同和全力支持”
，他才会接着采取他设想中的下一个步骤，那就是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同样的建议。
艾登还没有回到伦敦，张伯伦就发了一封回电给罗斯福，建议推迟所提出的行动，因为它可能影响英国政府正在为同德、意达成一项协议所作的努力。
张伯伦特别提到，他准备对意大利的占领埃塞俄比亚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作为一项总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罗斯福鉴于英国政府有举行直接谈判的打算，于是在1月17日的一封信中同意推迟行动，但借此对所说承认征服埃塞俄比亚一节表示严重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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