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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虽然调查部也出了如康生这样的败类，但却完全没有出现苏联当初利用“契卡”
情报组织整人、杀人的局面。
当然，周总理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害怕这些情报干部在运动中受不了冲击，泄露了国家机密。
从特科设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情报界用“派遣”
和“拉出”
这两种手段发展的特务几乎散布在世界各地，其总数绝对不少于数百甚至上千。
这些人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孤立，发展科学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无名英雄”
的名字无疑都装在调查部那些情报干部的脑袋里，任何的泄露都不只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而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当时的周局长周玉书还很年青，大家都叫他白面书生，但他已经是调查部的情报骨干了。
由于他出身根正苗红，又年富力强，当时就没有被送到“五七”
干校，一些老情报干部也希望部里有他这样的人坐守。
1968年初，北京的造反派在西城区揪斗一位年青妇女，这名妇女是一个三岁儿子的母亲。
造反派发现这位年青母亲的历史不清不楚，本来是拉出来陪斗的，可是在斗争中由于群众很激动，结果你一言我一语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不久造反派就发现这名少妇的丈夫在孩子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突然失踪了，后来又有人说，不久前少妇收到转自香港的台湾来信。
这下子造反派们才发现，原来少妇的丈夫三年前和几个同伴一起偷渡台湾，“投奔自由”
了。
这下子造反派们象寻得了宝藏，母子俩人的苦难也由此开始。
三天两头的批斗把俊俏的少妇折磨得几乎不似人形，要不是看着只有三岁的儿子，少妇早就自杀了。
在批斗中，少妇经受不住折磨，交代了更多的历史问题。
原来那少妇的丈夫的父亲本来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当时匆匆撤退到台湾，没有把儿子一起带出去，后来儿子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乘着混乱成功偷渡到台湾，与自己的父亲相会，并很快加入了国民党，受到了重视。
那位丈夫确实曾经来过信，深情地说等大陆情况稍微安定就想办法通过香港接母子俩人出去一家团圆。
不过每次台湾来信都是通过一位叫周玉书的政府官员转过来的。
疯狂的造反派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少妇，有一天少妇实在是无法再忍受，在最后崩溃前，提出让造反派找周玉书来解释。
少妇说，当时丈夫偷渡前曾经经常和政府的周玉书来往，少妇也不清楚丈夫与周玉书的关系。
但想，既然政府的官员经常和丈夫来往，那么也许丈夫并不是象造反派说得那么反动。
造反派头子根据少妇提供的电话发现周玉书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秘密情报干部，也不敢造次，就把周从西苑找过来，当时就当着几百位群众的面，质问周玉书是否认识少妇的丈夫，是否可以证明他不是台湾国民党特务。
周玉书当时木然地站在审判台旁边，一会看看台下的几百个鱼目混杂的群众，一会把视线转移到凶神恶煞的造反派那里，但就始终回避少妇那祈求的眼光。
大概过了好一会，造反派催了好几次，周玉书才咬了咬牙，说：“我根本不认识她的丈夫！”
说罢仍然不敢看那绝望的少妇一眼。
造反派一听就来劲了，觉得受了少妇的作弄，当时就一顿拳打脚踢。
可怜那少妇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竟然绝望到忘记了呼痛。
造反派一看，以为打得不够狠，就更加凶残地折磨少妇。
周玉书几乎是拼了命一路奔跑回调查部总部的，他马上写报告请示领导，可是领导在农场，哪里是一天半月可以得到答复的？就在当天晚上，肆无忌惮的造反派轮奸了那位少妇。
少妇是早上六点钟上吊自杀的，死的时候凄惨地起祈求老天爷和造反派放过她那只有三岁的孩子。
“那孩子后来怎么样？”
杨文峰心情沉重地问。
他想起来自己那时也是和少妇的孩子一样大的时候，父亲也是在受到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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