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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就算现在有兵有将，请问，如何才到得了上海？这不是你们一哭，我说一句话，便可成功的事。
快请起来，从长计议。”
话责备得对，而且口气也松动了，环跪在地的士绅才遵命站起。
曾国藩便吩咐请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门生来。
这人就是李鸿章——为了参劾李元度，李鸿章跟他的老师闹得不欢而散，到江西闲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门大营那一场争执，觉得自己也未免太鲁莽了些，一则，到底是老师；二则，李元度也实在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诳报胜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禄而不忠人之事，寄身于敌人尾闾之间，真有点近乎无耻了。
这样转着念头，便一直想回到曾国藩大营，只是苦无机缘，直到安庆克复，李鸿章才写了封信去道贺，虽未提到想重投师门，但言外之意，以曾国藩的肯虚心体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够默喻。
曾国藩对这位门生的期望甚高。
但李鸿章的年纪还轻，尚欠沉着，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欢“打痞子腔”
作英雄欺人之谈，在曾国藩看来，驳杂不纯，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虚骄之气。
在营里，李鸿章喜欢睡懒觉，而曾国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齐，才开早饭，逼得李鸿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诸如此类的“细故”
，使得李鸿章对老师大为不满，因而才有为李元度相争，绝裾而去的结果。
曾国藩当然了解他这个门生的心事，如今肯回头相就，足见得他自己下过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说是“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
，同时关照粮台汇了旅费到江西。
于是李鸿章欣然到了安庆大营。
曾国藩会“看相”
，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运，会发大财之类，而是看此人的气色与气度。
一度不见，发觉李鸿章神情肃穆，劲气内敛，大为安慰，留他在左右参赞军务，大致布陈方略，有关安危大计的奏疏，都由李鸿章拟稿。
这时江苏士绅，哭求援师，该当如何处置，曾国藩也要找他来商议。
“是。”
李鸿章听老师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门生与江苏诸公细谈，再来回报。”
“好，好。
你们先细谈了再说。”
于是钱鼎铭便在李鸿章那里谈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战火而带来的畸形繁荣，五方辐凑，商贾云集，巨室播迁，多挟重金住在夷场上，上海若为太平军所得，曾国藩沿长江逐步肃清，进围金陵的计划，便很难收功了。
这番话使得李鸿章大为动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谓“善地”
甚难——办太平军咸丰初年以前的军务，完全不同。
那时国家有大征伐，命将出师，仪式隆重，至于“人马未动，粮草先行”
，更不用专阃之将费心，朝廷会拨国帑，指派大臣，经纪其事。
作统帅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
如今办太平军，朝廷不责以时效，不遥为控制，进兵快慢，固可收发由心，就是丧师失地，只要是非战之罪，亦可邀得宽典。
这样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将，固然好当得多，但练兵、筹饷要靠自己，却又比那时候的大将苦恼得多。
兵饷两项，又以饷为根本中的根本。
有饷无兵，像浙江这几年的局面，是自贻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无饷，则孙吴复生，亦未见得能练成一支劲旅。
现在上海有这样丰厚的饷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为了。
但饷源虽厚，如果不能归自己掌握，依然无济于事。
因而李鸿章接下来便想到上海的事权，以此向钱鼎铭询问。
“江苏现在吃亏的，就是云集上海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
照规矩说，该归薛中丞控驭一切，而其实上厄下制，少所作为。
“
“上厄？”
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何根云还以江督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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