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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第得知建奴集结兵力的消息后，一时无措。
后来还是新任兵科给事中李鲁生提议，鉴于兵力不足且士气低迷，应迅速收缩兵力，集中力量于山海关，并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对抗建奴。
高第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天启五年十二月初三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前线将领加快向宁远集结，无法撤走的物资就地焚毁以防被建奴利用。
直到此时，金启综才意识到自己听从杜寒建议提前转移粮食的明智之举。
然而，当高第的命令传至宁远时，却遭遇袁崇焕强烈抵制。
刚升职的袁崇焕依旧以“军法有进无退”
为由，拒绝执行命令，坚决反对将各地军民及钱粮转移到宁远或后方，强调领土不容放弃，锦州、右屯、松山、杏山等地必须固守，绝不示弱于建奴。
最终，在袁崇焕坚持下，宁远以东地区堡垒维持原状，仅右屯提前疏散了粮食储备。
回顾孙承宗任内，虽然没有太多大事，但粮食储备却十分充足，数量之巨令人惊叹。
辽东驻军从不缺粮，也不缺各类物资，每年六百多万两的辽饷并非虚言。
天启年间的米价并不高昂，明末米价飞涨是在另一时期的事。
在天启年间，一两银子约可换三百五十斤大米，按每斤大米三元计算，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今日的一千零五十元人民币。
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建奴的首级确实价值不菲，赏银五十两足以购买一万七千多斤大米，换算成现在便是五万多元。
正如杜寒呈上的八十多颗首级所获奖励可达四百多万，即便放到当下，拥有四百万现金也绝非贫穷。
同样依据米价换算，每年六百多万两的辽饷折合现金金额约为每年七十亿元以上。
如此看来，似乎财力雄厚者如不知妻美与马粑粑都能负担几场辽东战事，但实际上天启年间平均年收入仅为一亿两白银，扣除各项开支后已是捉襟见肘，更谈不上盈余了。
没有足够的资金却仍要作战，朝廷只得额外征收辽饷以解燃眉之急。
万历年间开征辽饷时，每亩仅定三厘五毫银，但如此微薄的数额刚实行便难以为继，因按此比例全国只能征得一百六十五万两，实在杯水车薪。
不久，辽饷增至每亩七厘，至天启元年又升至九厘，户部还为此设立了新饷司，辽饷遂改称为新饷，旧饷则依旧称正税。
自九厘起征后，全国每年定额征收辽饷五百二十万两，然而孙承宗镇守辽东期间，辽饷年支出竟超六百万两，“无底洞”
之说由此而来。
更为棘手的是，尽管名义上辽饷定额为五百二十万两，但经地方层层截留及买粮运粮各项开支后，最终运抵京师的辽饷不过区区百万两左右，捉襟见肘之势愈发明显，于是不得不绞尽脑汁搜刮额外款项，这些杂项统合起来形成了一项庞大名目。
因此，辽饷之下始终包含两大项：其一是加派的一亩九厘银；另一项便是杂项，涵盖原有搜刮项目并持续扩充。
杂项内容庞杂多样，包括榷关关税、典铺税契、觐费杂支、民佃屯田、生员优免、督抚军饷、抚按公费、铸息、捐助、盐引、芦课、役扣、平粜银、马夫银等。
其中榷关关税看似是税收，实则是设立收费站收取过路费，各处官道均设有类似关卡，各省几乎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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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卡俗称钞关，着名的有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扬州、北新、浒墅等，各钞关年收入不尽相同，如河西务额定五千两，而浒墅关则高达四万两。
实际征收数额往往与额定值不符，具体流向显而易见。
典铺税契才是真正的商业税，相当于现代的印花税，只要加盖印章即可收费，商家盈亏均与收税无关。
最怪异的当属铸息。
所谓铸，即铸币，铸造铜钱后折算成银子，扣除购买铜锡成本和人工费用后的剩余利润被称为铸息，这部分全部计入辽饷。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朝一朝，朱家历代皆以铸币谋利为目标，从未考虑过促进货币流通，或许因为出身贫寒，即使登基后仍保留了穷困时期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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