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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力伟、周毅龙为代表的男士，对国内优越的社会地位难以忘怀，移居后对地位身分的异位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常援引以往种种以抒发对今日种种的感慨。
这种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的依恋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直面惨淡人生”
的勇气。
往日的容光，却成为今日的包袱，使他们在对现实的选择上一步二回头，举棋不定。
相反，林思文张小禾对高力伟的取舍态度上虽有不同，然而她们对以往在大陆的种种优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近乎淡忘的态度，而更注重对现实和将来的计划。
两人都认为“已为出国费了半条命”
，就非要闯出个名堂来不可。
这种对过去社会文化环境的人为“健忘症”
，促成了她们对选定的移居道路意无反顾的勇气和决心。
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依恋程度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对移居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认同接受程度的差异。
《白雪红尘》一书中的女性，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显然要比男性成功。
除了女性天生的语言适应能力优异于男性外，女性能更快更容易地在心理上部分或完全地接受移居地的文化生活习俗，自觉不自觉地援用当地的行为准则来度量自身和他人的成功与失败，正确或失误，从而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
林思文对专业的选择，完全摒弃了个人的爱好因素，只以加拿大德满都市场需求为准则。
她对宋洁偷东西后嫁祸于人的做法，采取的是超脱“人情”
之上，近乎于冷酷的处理方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已接受了“以法治理一切”
的西方概念，与高力伟“以情为理”
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
林思文在论文答辩受挫折事件里，并非一味归咎于“种族歧视”
，而是找出症结实两位老师之间的个人恩怨，从而对症下药。
高力伟周毅龙等男士们把在加拿大所经受的种种失意笼统地归咎于“种族歧视”
，又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他们对移居地文化的潜在排斥抗拒心理。
《白雪红尘》一书中女性形象的又一特点是：与男同胞相比，她们更懂得行为科学在个人成功中起的作用，从而更知道怎样利用和处理人际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林思文处理与其导师赵教授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对人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准确地把握与赵的亲疏分寸，又巧妙地利用了赵与女助教之间的矛盾，用之来铺平论文答辩的道路。
在为高力伟争取历史系奖学金和安排高与孙克力尔教授见面的前前后后的情节，也能看出林思文与人相处时的心机、机智和精明。
相反，书中的男性在为人处世上似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
高力伟不能理解和接受兜售个人才能的概念，对林思文的交际手段常持嘲讽之态。
竟把约见《星岛日报》主编谋职这样一件求生存的极普通举动，理解成为张小禾为爱情所作的牺牲。
这种心态，是很难为张小禾所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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