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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假设是，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手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失职的过失。
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监察系统（例如对税收报告的监察）变得毫无作用，因为并没有什么常规的制度可以用来审核妖术案犯的人数。
对于罪犯的这种紧急而非常规的清剿立刻使皇帝与官僚处于掌控信息的竞争之中，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形尖锐紧张。
但是皇帝并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他在江南官僚机器中有自己的眼线。
现场的眼线
苏州织造的位置向来是由内务府的可靠官员来充任的。
织造府位于政治敏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中心，织造的职责不仅在于向皇上供应奢侈的丝织品，而且也在于及时提供地方上的有关情报。
其时就任织造一职的是旗人萨载（死于1786年），他出于皇族的旁支，又是将门贵胄之后。
他通过满语特考成为举人。
这种考试不过是方便满人进入高级职位的一种特殊政策，以当时的标准，萨载从文化背景上来说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满人。
当叫魂案发生时，萨载在江南任上已至少有五年之久，算得上是一个江南通了。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皇帝在江南地区的最好耳目。
可以想象，当看到萨载关于叫魂案的奏报不过寥寥数笔时，弘历有多么生气。
“织造有奏事之责。”
苏州人烟稠密，萨载在那里岂能毫无见闻？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奸匪扰累事件，他岂能漠然置之、不关痛痒？
岂畏惧督抚声势，恐将地方官底里显出，致招嫌怨耶？抑以政务非其专责，遂视如隔膜，有心缄默耶？果尔，则是许织造之专折陈奏徒属有名无实，岂仅寻常雨水粮价等事，循例列牍遂可为塞责乎？①像高晋和彰宝一样，萨载现在也必须向弘历陈奏春天发生的令人难堪的妖术谣传。
更为难堪的是，5月份的那些事件，即我在第一章所述及的苏州乞丐被捕和胥口镇事件，就发生在苏州，而弘历竟毫无所闻。
萨载报告了嫌犯如何因缺少证据而被释放，以及地方官如何禁止百姓仅因怀疑有人叫魂便滥抓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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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降雨和粮价是特别敏感的情报，因为它们是民众情绪的索引，因而会影响国家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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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载说他未听说地方官继续捕获这类案犯，但也未听说有何人真的被割去辫子。
接下来他必须报告他的同僚的情况：其时督臣高晋在苏兼暑抚篆，曾向奴才言及此事。
据云现在获解到案之人，县审皆无实据。
至四月间抚臣彰宝到任后向奴才问及地方事务有无见闻，奴才亦曾将此事说知。
据云只在严密查孥，不在出示晓谢等语，其因何不先行具奏之处，奴才实不知其固。
弘历现在抓住了高晋和彰宝隐瞒实情的例证。
他们的陈奏从未提及苏州或胥口镇的事件，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谣言”
。
虽然彰宝直到5月13日才抵苏州就任，但他从萨载那里得知这个案件不会晚于6月14日（如果萨载是可信的话），完全来得及立刻奏报朝廷。
可他当时又怎会料到这案子会变成现在这样呢？无论失于奏报是出于对此事真实性的怀疑还是因为害怕引起事端，反正弘历的怀疑完全得到了证实。
高晋、彰宝两人均受到严厉的训斥。
那些“是非倒置”
、不许百姓捉拿妖术嫌犯的恶劣地方官员本应受到上级督抚的纠参。
但“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之习，各省皆所不免，而江南实为尤甚。”
弘历还写道：“高晋既习于闻冗，毫不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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