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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为此而不得不再次舌战群臣，他说：“范仲淹的这个提议就跟当年楚国令尹囊瓦死守郢城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昏招。
假如辽军渡过黄河进而围困开封，那么我大宋的江山也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我们必须建都大名府，与辽军的决战就应该在黄河以北，地点就在大名府！”
吕夷简此言一出，众人立马闭嘴，因为他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囊瓦城郢。
简单说，这个囊瓦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吴楚争霸时期，面对吴国大将伍子胥和孙武的强大攻势，囊瓦没有选择令楚军前出主动迎敌，而是决定加强楚国都城郢都的防务，坐等吴军前来进攻。
吴楚争霸最后的结局就是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破郢都，楚国国君楚昭王逃到随国避难，囊瓦的老婆被吴王阖闾的弟弟强行霸占，伍子胥更是将当初杀害他全家的那位已经故去的楚平王掘墓鞭尸，而楚国则近乎于亡国。
在这件事上吕夷简和范仲淹在战略眼光上面高下立判。
北宋是怎么灭亡的？这个问题相信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不就是指望着京城开封的城墙能够将金国人挡在城外吗？可结果呢？开封外城被金军攻破后，内城“不攻自破”
，宋朝皇帝主动走入金营，而尚未开化的金国人以一种野蛮的方式将宋徽宗和宋钦宗带往了金国，北宋就此宣告灭亡。
吕夷简的这句“囊瓦城郢”
可谓是一语成谶，这在后来竟然真的成为了北宋最后灭亡的方式。
不管后人尤其是范仲淹的忠实拥趸们怎么评价吕夷简，也不管他这一生究竟做了多少让某些人觉得憎恶和不齿的事，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吕夷简无愧于北宋名相的赞誉。
围绕着建都北京的争论到此结束，吕夷简独排众议使得宋朝最终得以在黄河以北的大名府建都北京，而宋朝随后就任命前参知政事程琳为大名知府兼知天雄军并北京留守。
宋朝建都北京于大名府无疑是在向辽国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们辽国人敢打过来，我们宋朝绝不认怂，绝不退缩，我们不但不会后撤，反而还会主动向前迎敌，你们尽管放马过来！
正是在这样一种看似战事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的态势下，富弼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于这年的六月初来到了辽国，而辽国方面负责接待富弼的正是刘六符。
老刘同志现在已经升官了，而萧特默更是被加封为“同政事门下平章事”
，刘六符的临时差遣则是行宫副部署。
从他这个官名上可以看出，此时的耶律宗真并没有在辽国五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城里待着，而是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夏季巡游狩猎活动，也就是辽国“四时捺钵”
中的“夏季捺钵”
。
所谓捺钵就是汉语里行宫的意思，辽国的皇帝并不经常在城市里待着，而是每年四季都要选一段时间外出游猎，这既是遵循先人逐水草而居的习俗，也是为了让辽国上下从始至终都保持尚武的风俗。
皇帝捺钵期间，辽国的文武重臣和皇帝的禁卫军也都得随行，简而言之，辽国皇帝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辽国的政治中心和临时首都。
捺钵制度一直都被辽国的皇帝们所忠实地执行着，哪怕是身患重病以至弥留之际都得抱病出游，辽国种制度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完全可以比肩宋朝每年的朝庆大礼或者郊祀大典。
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辽国历史上共有九位皇帝：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耶律阮
、耶律璟、耶律贤、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耶律延禧，这其中除了末帝耶律延禧之外，其他八位皇帝都不是死在皇宫里，而是死在郊外的行宫，也就是说这些人全都是在捺钵期间驾崩的。
刘六符头上此时的行宫副部署的官职基本上也就相当于我们汉人王朝里的御驾行营副总管，而耶律宗真此次夏季捺钵的具体地点应该就是在幽州附近。
当富弼到达辽国行营后自然也是被安排住进了一座帐篷里，而辽国方面派出的结伴使正是刘六符。
在正式面见耶律宗真之前，刘六符特意来到富弼的帐中找他谈话。
“富大人，如果我们的陛下坚持要割地，你看此事该怎么办？”
刘六符问道。
富弼慨然回道：“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们就是在破坏盟约，倘若如此，我方绝不答应，唯有枕戈待旦耳！”
面对辽国的战争威胁，富弼的回应就是迎战。
刘六符一听这话也急了，说道：“哎，你们宋朝怎么就这么固执？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事情就没法周全！”
富弼差点气乐了，回道：“明明就是你们无故要求我们割地，我们非但没有以大兵相拒，反而还派我过来跟你们商量结亲或增岁币之事，可你们还是坚持要求割地，这怎么反倒说我们固执？你不觉得你们这是在强词夺理吗？”
刘六符自知理亏，只好悻悻而去。
如此一来，想要摆平富弼就只能由耶律宗真亲自出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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