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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便是又一个大头……皇权和相权。
国王同丞相府的权力划分是缠绕整个华夏历史的梦魇，随着皇帝和宰相能力的相互变迁，皇权和相权交替执掌朝政，而每次更换都是腥风血雨。
在尼国，我决定依照历史教训削弱王权，加强文官系统的权力，防止历史上最常见的“暴君”
问题出现。
至于王权的传承……有我这个“通神”
的一世大王在，说不定能形成类似“万世一系”
的理念呢……只要后代“作”
的不厉害，王权的传承完全可以形成极其严格的制度，一如明朝那样——
明朝的皇权虽然被太祖和成祖“人为”
加强，但由于国家太大、人民太多、事务比历史上其他朝代都繁杂，因而形成了同样庞大的文官集团势力，使明帝同“连杀士大夫权力都没有的宋朝‘官家’（连帝都不称）”
一样，成了皇帝实权最小的朝代（注意是实权，而不是名义上的权力）。
皇帝这个位子一旦不是秦皇汉武那种“香饽饽”
，惦记的人便也少了——当文官也能传承权力延续家族，风险也不比皇室大，为何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争这个位子？即便对于皇室来说，当皇帝跟当宗室也相差不大，因此，除了燕王朱棣被逼迫起兵、安化王朱寘鐇因刘瑾乱政起兵以外，终明一朝，只有汉王朱高煦和宁王朱宸濠是因为个人野心起兵夺位的，比除宋朝外的任何一朝皇权更迭、藩王叛乱都少。
而宗法制的传承，在明代也达到了近乎极致——皇权的更替基本上有了准绳。
宗法制，是儒家提倡的历代国君传位“金典”
，确保了每一任国君的名正言顺，而该制度的实施除了需要天下人形成共同理念——即皇位一定是他们家的，且必须这么传，否则便是乱臣贼子——也需要削弱皇权，使其失去“香饽饽”
的诱惑力，避免野心家铤而走险。
明代自太祖逝世后，共历经建文帝、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天顺）、代宗（景泰）、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思宗（崇祯）15帝，除建文帝、成祖朱棣和景泰帝朱祁钰外，其余12帝均是完全按照宗法制严格传承的长子（本书中夭折的、去世的都不算顺位）。
建文帝乃皇长孙，而成祖靠靖难强行上位、代宗上位则为瓦剌人兵临城下时的权宜之计（且英宗刚刚葬送明军主力，实在不敢让他的幼子按顺序即位，恐军心崩溃），均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
宗法制的顺位传承使明朝几乎很少有高层倾轧导致的全国性灾难，确保了每一代的最高权力（名义上的）顺利延续。
而相反的，某种意义上，明朝所有的灾难都是源自宗法制被破坏：
太祖朱元璋自太子朱标死后，竟立长孙为皇太孙继承人（他此时还有不少儿子），埋下了靖难之祸的伏笔。
而成祖虽是老四，但在老大老二老三均在太祖之前逝世的情况下，反而成为了宗法制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后世说成祖“奉天靖难”
是受到建文帝和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削藩逼迫，但其中，是否有成祖本人认定“即位的本该是老子”
的心理作祟呢？不得而知。
英宗朱祁镇“北狩”
以后，出于权宜之计，其弟朱祁钰成为新帝，依靠年长君主应对亡国危机，太子朱见深未按顺序即位。
虽然效果不错，靠着于谦等一干人才的谋划渡过了危机，但也埋下了“白龙鱼服”
和“夺门之变”
的祸根，最终“南宫为正主”
，景泰帝大概率死于英宗之手。
嘉靖朝，宗法制终于显露出些许问题——仅仅是些许而已。
对于动辄一大堆儿子的古代人来说，皇室子嗣（男丁）断绝几乎不可想象，但偏偏发生在武宗朝——孝宗朱祐樘由于一生仅一位妻子、一位儿子，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模范好皇帝”
，但这位“好儿子”
武宗朱厚照却并没有生出儿子……
问题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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